“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沒有優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熱鬧、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鳴的。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
——摘自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
【原文】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唐·白居易《與元九書》
【解釋】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出自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與元九書》。“合”在句中解釋為“應當”，這句話的大意是：文章應當為反映時代而寫，詩歌應當為反映現實而作。《與元九書》是白居易寫給友人元稹的一封信。白居易和元稹兩人同是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集中闡釋了他的文學主張。“新樂府”一詞由白居易提出，指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唐代大歷以后，文壇充斥著歌頌太平，稱道隱逸，嘲風雪、弄花草的詩歌，白居易認為這樣的詩歌無益于社會現實，也不符合古代詩歌傳統，因此他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原則。白居易極為強調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和諷喻作用，他倡導寫文作詩要為時、為事，即是要求文學藝術創作要揭露社會黑暗，關注人民疾苦，匡正時弊。他在《新樂府序》中也說：“總而言之， 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白居易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要能夠為現實政治服務，文藝的價值就在于它上可以“補察時政”，下可以“泄導人情”。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他在討論文藝工作者的態度問題時說道：“對于敵人，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并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至于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斗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同時人民也是有缺點的，文藝工作者要教育幫助有落后思想的人民，在作品中描寫這些人的改造過程，“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斗，去掉落后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可見，毛澤東認為文藝工作者該有的創作態度就是為人民、為現實服務。及至今天，人們仍然需要反映現實的文學藝術作品，文藝工作者也依然應該秉持為時、為事的創作原則。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引用“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旨在強調優秀的文藝作品應該是能夠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能夠觸及人的心靈、引起人民思想共鳴的，他號召文藝工作者為民族、為時代而創作，創作更多的優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糧食奉獻給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