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季云
詩既亡，《春秋》作。
寓褒貶，別善惡。
三傳者，有《公羊》。
有《左氏》，有《穀梁》。
《三字經》這一段說，“詩既亡，《春秋作》”。“詩”即《詩經》。作為文學長河的源頭，《詩經》文脈綿長，吟誦至今。那么，是什么亡了呢？
《孟子·離婁下》里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意思是：圣王采詩的事情廢止了，詩也就沒有了；詩沒有了，孔子便作了《春秋》。在周朝強盛之時，周天子會經常委派一些官吏到各諸侯國考察民情，把各地的詩歌抄錄后送到朝廷，以幫助周王室通過了解各地的現實情況。《詩經》正是從這些抄送朝廷的詩歌中編選出來的。可是，到了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勢力越來越大，周王室的影響力越來越小，朝廷也不再派人到民間采集詩歌了，樂師不陳詩而《風》亡，諸侯不覲天子而《小雅》亡，天子不享諸侯而《大雅》亡，諸侯不助祭而《頌》亡。由此，“詩既亡”本質上指的是與王權相始終的禮樂制度的崩壞。
再說“《春秋》作”。孔子帶著弟子周游列國14年，到了晚年回到了魯國，主要從事教育講學、著書立說。為了表達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治國理念，他對魯國史官所編的《春秋》進行了整理修訂，“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寫成了新的《春秋》。孟子為什么會說“詩亡然后《春秋》作”呢？如果從文化和歷史的邏輯考量，就能找到二者之間緊密的關聯性。
《孟子·滕文公下》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正因為周道衰敗，身處春秋亂世，孔子以斯文自任，當仁不讓地作《春秋》來“正王道”，把已經失道政治給扶正了，為天下正名，客觀上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史學家治史以“懲惡勸善”的崇高理想。
這就說到“寓褒貶，別善惡”。在《春秋》中，孔子確立了著名的“春秋筆法”也就是“微言大義”“春秋大義”，以準確而特別的用字表達作者的褒貶好惡，“筆則筆，削則削”，“筆”是書，“削”是不書，都有大道理在內，所謂“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孔子將自己的一套禮義規范和是非標準寄托在了對史事的陳述之中，借此宣揚他所崇尚的倫理道德觀念，秉筆直書、善惡必錄，旨在探討禍亂之根源，進一步賦予史學以“資治”功能。
接著說“三傳者”。古代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單行。傳是對經加以解釋的著作，而不是現在所說的人物傳記的意思。《春秋》的經文，實際上是孔子借史闡理的一部歷史教科書提綱，只簡要記載了各類事件，并沒有交代事件的原委。孔子死后，傳習《春秋》者因觀點不同、角度不同，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他們都尊崇孔子所作《春秋》為“經”，而把各類解讀解釋《春秋》內涵或補注《春秋》具體事件原委的作品，稱為“傳”。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西漢《春秋》學，共有5家“傳”傳世，分別是：《左氏傳》30卷；《公羊傳》11卷；《穀梁傳》11 篇；《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后來，《鄒氏傳》與《夾氏傳》先后亡佚，余下的三種，后人通稱為“《春秋》三傳”。
《春秋》三傳
《公羊》相傳戰國時公羊高受之于孔門子夏，其后子孫口耳相傳，至漢景帝時，由公羊高玄孫公羊壽等以今文書寫成書，注重對《春秋》經文中“微言大義”的理論闡釋，采用對答體，逐句逐字，設問作答，層層推進，以闡發其中所蘊涵的政治哲學涵義。從戰國時期一直寫到漢代初年，也叫《公羊傳》或者《春秋公羊傳》。
《左氏》相傳由春秋時左丘明所作，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通過詳盡的史實敘述，揭示了列國興衰背后的歷史規律，文字優美，影響甚廣，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穀梁》，又稱作《春秋穀梁傳》，始傳者為魯國穀梁赤，傳至何時，由何人寫定成書，史無明文。其強調必須尊重君王的權威，但不限制王權；君臣各有職分，各有行為準則；主張必須嚴格對待貴賤尊卑之別，同時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為。
古人評《春秋》三傳的特色：“《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
漢代以后，《春秋》的流傳及其政治作用的發揮，主要是借助《春秋》三傳完成的。因此，出現了經傳合編趨勢，《春秋》經與《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逐漸融為一體，影響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政治倫理及觀念意識等各個領域，是透視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的特殊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