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清王朝經過戰爭和太平打擊，清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當時的清王朝有識之士比如恭親王奕?、軍機大臣文祥和地方實權人物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為了應付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面，并且親眼目睹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強大，覺察到中國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必須改革自強，必須向西方列強學習，必須走向近代化，遂開始了“洋務運動”。

引發洋務運動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

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改革，它代表著中華民族第一次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嘗試。

早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李鴻章就意識到了西方列強與中國歷史以往的入侵國家的不同，在同治十一年（公元1873年），在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首次提出：“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 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

洋務運動代表性人物李鴻章認為這時候的中國“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身為中國人“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業”，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變法自強，中國將越來越弱“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終無自強”。

李鴻章

洋務運動的確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它最大的貢獻就是拉開了中國近代化的序幕，為中國構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化基礎。

但從結果來看，洋務運動是一場失敗的改革運動，它無法真正的把中國拉出中世紀，走向近代化。

本文將根據清朝史料和近現代相關學者研究資料分析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一、洋務運動沒有頂層設計

洋務運動并不是由清王朝中央政府自上而下主動推行的改革，而是地方少數比較開明官員主導自發開展的“自強”運動。

洋務運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缺乏能夠引導國家改革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清王朝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清王朝”外輕內重“和”旗重漢輕“的政治格局逐步轉變為”外重內輕“”漢重旗輕“的政治格局，清王朝中央政府權威被削弱。

• 慈禧太后和旗人中央大臣為了達到平衡各個政治勢力派系，使其相互牽制的目的，只給洋務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比如只提供一部分啟動資金，比如提供小部分政策傾斜和資源優化配置，比如阻撓洋務派培養近代化科學技術人才等等。
• 加上地方開明督撫各行其是，缺乏統一的組織與協調，洋務派領袖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從未真正在中央層面掌過權。

清王朝中央政府即缺乏系統的頂層設計，根本沒有躋身列強、驅逐強虜、爭衡天下的想法，又防著地方實權督撫的權力擴大；少數地方開明官員又在操作層面上，試圖走捷徑，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和技術的局部，截取嫁接到已經千瘡百孔的封建統治機器上，這就注定了洋務運動不可能進行全方位，系統性的改革，這就為洋務運動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慈禧太后

二、洋務運動缺乏統一協調的國家財力支撐

清王朝在太平軍、捻軍等起義軍十幾年的騷擾和一二次鴉片戰爭的巨額賠款中，清王朝國庫基本枯竭，國庫空虛到達極點，不僅如此，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后，到清王朝滅亡的近七十年時間里，清王朝的財政狀況都沒有實質性的好轉。

晚清時期，清政府的主要財稅收入為田稅、厘金和關稅。而且隨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加深，清王朝稅收結構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田稅比例下降明顯，關稅、厘金的比例明顯上升，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農業稅不再為主體的稅收結構。

在這個過程中，清王朝雖然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比如厘金制，比如捐輸制，比如賣官鬻爵等等來扭轉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局，但是清王朝初衷只是為了維護統治，并沒有采取實質性措施來對清王朝進行改革。

厘金和捐輸和太平天國運動有著直接關系。咸豐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誠隨欽差大臣在江北大營幫辦軍務。為籌措軍餉，雷以誠率先在揚州仙女廟設厘金所，對當地集市交易抽取1%的捐稅。1%為1厘，故稱厘金。而后湘軍統帥曾國藩、撫臣胡林翼等爭相效法，設局建卡，抽取厘金，咸豐五年(1855年)始，清廷又將厘金制推行于全國，厘金局、卡很快遍布于各地的通津要隘和城鎮集市。厘金名目繁多，有坐厘、百貨厘、鹽厘、煤厘等。稅率也不限于1%，如浙江為3%，，江西為18%，吉林為74%。厘金總數額起初較少，僅有9000兩。但是到了洋務運動時期，每年可達千萬兩以上。如此可觀的稅課，其征收方式、稅額增減、局卡立廢等，全被各省督撫所掌握，戶部不予過問，任督撫之自為。厘金制的推廣，乃是督撫對用于軍餉的稅課籌措與處置，趨于獨立化。

湘軍曾國藩

捐輸制，也是地方督撫自籌軍餉的方式之一。咸豐三年(1853年)，戶部奉旨命令山西、陜西、河南、四川等省的督撫勸諭官并士民自愿捐輸，彌補軍需的不足。次年，各省勸捐變為派捐諸如皖捐局、甘捐局、黔捐局等專門派捐的機構，遍布各地。派捐的名目又包括糧捐、草捐、花捐、布捐。按照規定，地方官府辦捐，需要向戶部領取執照，但經戶部批準，地方官府辦捐又有設立機構、自行操縱等獨立性。戶部根本無法掌握和考核其收支登錄等實際情況。督撫自行經營籌劃的厘金、捐輸等普遍推行之后，原先由戶部掌握的奏銷制，也逐漸過渡到督撫外銷制。

厘金、捐輸等實施初期，各省督撫或統軍大吏通過糧臺或軍需局籌辦軍需供應，并具體掌管所籌款項的出納事宜。此時，形式上雖依舊制實行奏銷，但藩司只是統計其大略數額向中央作重點奏銷，不須詳列明細和逐款上報。這種重點奏銷的做法，與清王朝舊制有明顯的不同。即僅帶有事后匯報等性質，戶部一般不作駁回或不予批準的處置，故已失去原有的查究、審核、批準等意義。顯而易見，重點奏銷使戶部所代表的中央財權日輕，督撫等封疆大吏的財權日重。

久而久之，各省督撫連重點奏銷也不再施行。清王朝中央政府財政奏銷制度逐漸名存實亡。國家財政收入逐漸落入地方實權督撫手里。

而賣官鬻爵更是性質惡劣，導致封建官僚政治的惡性膨脹，使得清王朝的國家公信力受到嚴重損害。

這些后果交互作用，導致清王朝高度集權的財政管理制度趨于瓦解，使得國家財力不能集中使用于當時中國最為迫切的近代化建設和國防建設，致使清王朝的統治基礎被動搖。

正如《清朝續文獻通考》評論的：“財政之在國家，猶水之在地，聚為江海則力大，散為行潦則力弱，此定理也。我國雖號稱三萬萬入款，然內而各局院，外而各行省，乃至江北提督，熱河都統，莫不各擁財權，其散也不啻行潦之水。”

《清朝續文獻通考》

三、洋務運動不是普惠性的經濟改革

從利益分配來看，洋務運動實質上上只是一場對地方勢力和工商階層有利，對中央政府、廣大民眾沒有絲毫利益的“少數派”改革。 地方實權督撫瓜分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軍權、猜拳、人事權，使得晚期時期的中國形成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并存的二元權力格局，最終轉變為軍事割據局面。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涌現了早期知識分子從商的現象，這些從商的知識分子是近代中國的有產階的雛形。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狀元張謇，創辦實業數十個，涉及工業、農業、商業、林業、漁業、鹽業、墾牧、水利、交通運輸、通訊、金融、服務業等等，形成近代史上著名的民間資本集團，并且其所辦企業形成環環相扣的產業鏈，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 但是對于平民百姓來說，他們在洋務運動中屬于被遺忘的階層。他們窮困的生活也沒有任何改善，而且在國庫空虛，財政來源有限的情況下，投資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近代化企業的大部分資金都來自于對這些平民百姓的剝削與壓榨，這使得普通平民百姓不僅沒有支持洋務運動的熱情，而且還特別反感洋務運動，因為大多數時候這些近代化企業剝奪了他們的生計。
• 對于保守的清王朝和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官員來說，改革風險不僅巨大，而且清王朝中央政府也沒用得到多少好處，既沒有在洋務運動中改善國家財政窘迫的境況，也沒有在其中得到比較明顯、比較可觀的經濟利益，反倒是軍事改革、經濟改革最后轉變為政治制度改革開始動搖清王朝和傳統官員統治根基，所以自始至終，清王朝和傳統官員對洋務運動都保持非常高的警惕心和戒心。

相比之下洋務派官員比其它官員獲得更多的利益。不說洋務派官員貪污腐敗賄賂回扣的諸多現象，單就官俸來說，就與一般官員有著天壤之別。光緒二年，總理衙門制定的出使各國大臣的月給薪俸是：頭等一二品充，1400兩；二等三品充，1200兩；三等三四品充，600兩至800兩不等；總領事官600兩，正領事官500兩，副領事官400兩以及頭等參贊官500兩，二等參贊官400兩等等，甚至出使大臣的隨員、醫官也各有200兩。與此同時，一二品京官的一年的俸祿也只有區區俸銀360兩，祿米180石和俸銀310兩，祿米155石。

而且洋務派比如李鴻章、比如盛懷宣等官員還為自己的家族積攢了巨額財富。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

洋務運動時期的兵工廠

四、思想的落后性

研究洋務運動時期的各種史料會發現一個讓人有趣的現象，即許多思想者、開明官員、開明士紳討論的議題相似、論說的話語相似，有時候遣詞用句都很相似。

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1861年完成；鄭觀應的《易言》，1875年基本寫就；薛福成的《籌洋芻議》，1879年出版；邵作舟的《邵氏危言》，1887年完成；湯壽潛的《危言》，1890年出版；宋恕的《六齋卑議》，1891年成稿；陳虬的《治平通議》，1893年編成；鄭觀應的《盛世危言》.1893年完成；陳熾的《庸書》百篇，1894年完成。這些著作，前后相差最長30年，討論的問題卻多有相似，包括漕糧、河工、水利、厘金、捐納、冗員、胥吏、貪污、科舉、鴉片、纏足、災荒、洋務等。以《校邠廬抗議》與《盛世危言》相比較，人們不會感到時光已經飛逝了30年，過了整整一代人，仍然好似兩個同齡人在切磋耳語。

1889年，帝師翁同龢向光緒皇帝推薦《校邠廬抗議》，認為書中所講“馭夷”等條，最切時宜。光緒從中選出六篇，裝訂一冊，題簽讓翁同龢看。翁非常高興，認為皇上對洋務“留意講求，可喜”。一部書隔了近30年，所提議題依然沒有過時。相同的話題被不同的人不斷地討論，相同的話題在不同的時期一直被討論。

1894年，張之洞仍然使用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施政方針。在這二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中，中國雖然擁有了火炮艦船、近代化軍隊和先進機器設備的企業工廠，但是人們的思想沒有得到相應的進步，科舉制度依然是國家人才選拔根本制度，整個社會的評價體系依然是儒家文化，人們所學、所用、生存、發展的東西與西方傳來的先進事物關系依然沒有交集。

張之洞

這些正說明洋務運動所涉及的政治制度問題、文化思想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更說明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社會發展實在太緩慢了，人民的思想依然沒有開放，開啟民智的道路依然很遙遠。

五、總結

洋務運動是中國與“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接觸而引發的”自強富國“的過程，它在客觀上刺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掠奪，但是它讓普通百姓實際收入減少，百姓消費能力也被大大壓縮，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經濟運行，干擾了商品市場的正常流通秩序，盡管洋務派在軍事工業經濟領域改革轟轟烈烈，但也無法引起整個國家社會機制的轉變，終究沒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

所以，改革要想取得理想的成績，領導者需要高屋建瓴的對整個改革進行規劃，考慮各方面因素，特別關于改革核心因素需要重點對待，也要加強宣傳，使人們的思想跟得上改革的步伐，除此之外，還需要盡可能的讓改革成果普惠到大多數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