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次問診之后，不少抑郁癥患者感覺自己被拋到了更茫然的大海之中。/《處女自殺》劇照
“希望6”，是抑郁癥患者小青所在的病友微信群。群里的400多位用戶，都是小青的精神科醫生李天成的患者。
三個月前，工作剛滿一年的小青被確診為中度抑郁癥。隨后，她被李醫生的助理拉進了這個群，讓她關注醫生坐診時間與最新動態。
有“希望6”，當然還有“希望5”到“希望1”，這意味著這幾年李醫生接診的抑郁癥患者，已經接近3000人。
“希望”群里，很難說有什么“希望”。回想起問診的過程，小青只有失望——預約排號一周、到醫院排隊一個多小時后，醫生的問診時間僅為4分鐘。
“你最近有持續的低落嗎？睡眠質量怎么樣？有自殺傾向嗎？”幾個簡單的問題之后，醫生遞了一張體檢單給她。
預約排號一周、到醫院排隊一個多小時后，醫生的問診時間僅為4分鐘。
血常規、心電圖、核磁共振，以及激素檢查。抑郁癥不是“心靈感冒”嗎？為什么要抽血做心電？到窗口繳費的時候，小青的心里咯噔一下，總價近2000元，遠遠超出心理預算。
更失落的是她從醫生那里感受到的“冷漠”。整個問診過程中，醫生面無表情，幾乎沒有正視過她一眼。50元的專家號，竟然沒換來一句關心。
另一個不信任感來源于“吃藥”。在問診之前，小青更想要的是“心理溝通”，而非藥物治療。
同樣的問題也曾困擾著抑郁癥患者雨軒。2019年年初，讀研三的雨軒在導師的催促下，掛了精神科醫生的號。
“我的精神科醫生真的太忙了，我都去問診兩三次了，他還是沒認出我。”回憶起3年前初次在精神科掛號的經歷，她感到備受打擊。
就診時間太短、交流內容簡單、一上來就開一連串的檢查單，這些經歷把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前去就診的患者“推開”。/ 電影《薇羅妮卡決定去死》
對精神科醫生“療愈心靈”的期待，與現實中“問診倉促”“檢查費用貴”的落差，讓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尋求幫助的抑郁癥患者感到困惑。在初次問診之后，不少抑郁癥患者感覺自己被拋到了更茫然的大海之中。
近年來，媒體關于抑郁癥的科普越來越多，大眾對抑郁癥早已不再陌生。然而，從“何為抑郁癥”到“抑郁癥該如何診療之間”，仍存在一段不小的鴻溝和偏見。
破除這段鴻溝，是抑郁癥患者抵達希望的一小步，也是治療中極其重要的一大步。
“精神科醫生，問診4分鐘”
——精神科醫生，一天要看人？
“突然之間，我跟不上社會節奏了。”
2018年春天，在廣州讀研二的雨軒開始感到情緒持續低落，學習、工作動力急劇下降。
當時，雨軒在某出版社做兼職編輯，其中的一項任務是幫作者改書稿。但不知從哪一天起，她感到以往的日常工作變成了一座沉重的大山，超出了她的能力。
打開word文檔，數十萬字沒有生命，它們只是一個個排列的字符，形成一座迷宮。上下反復滑動之后，雨軒無法進入這座“迷宮”。最終，書稿拖延了大半年也沒能交上去。
在學校，她開始頻繁遲到，永遠不能按時出現在老師的課堂；書桌上方的小床成了她唯一安全的港灣，她成了“下床”困難戶，如果費了很大的力氣移動到椅子上，她又會發現自己被座椅“封印”。
“只想每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做。”是抑郁癥患者的主要臨床特征之一，也是他們最黑暗的時期。/ 央視紀錄片《我們如何對抗抑郁》
她也會想方設法避開所有的社交活動。臨近畢業，雨軒需要和同班同學一起做畢業照采集，但走到學校禮堂附近，她想到禮堂里13個等待她的同學，一陣恐慌爬上身來，雨軒決定轉身離開。
“我的靈魂它在飄走，我的身體留在原地。我已經無法控制我自己的行為了。”最后，雨軒因為無法開始自己的畢業論文，申請了延畢。
“周圍人都問我你是不是太完美主義了，所以壓力太大，什么都不愿意開始？”但雨軒知道，她從前不是這樣的。
一年之后，雨軒的導師發現了她的反常狀態，在給她推薦了一位精神科專家之后，雨軒才開始尋求外界幫助。
抑郁癥如同一張網，把外面的世界隔絕，而能否跨越阻隔，主動去精神科醫院求醫，是件困難的事情。 / 電影《超脫》
第一次問診讓她十分沮喪，因為醫生太“火爆”了。由于門診掛不到號，雨軒通過熟人介紹的方式在住院部找到了這位醫生，即使這樣，還是有一大群患者在住院部排隊等他，如同粉絲們在等見一位明星。
半小時的等待后，雨軒迎來了兩三句話的問診，隨后對方讓她做抑郁自評量表、拿藥。兩三次之后，這位專家仍舊不認識她。盡管她并不抱有“特殊關照”的期待，但還是難免懷疑，這樣的醫生，能治好我嗎？
精神科醫生冷漠、機械、高效但不近人情——在很多初次前往精神科就診的抑郁癥患者看來，精神科醫生和他們想象中的親切模樣大相徑庭。
一些潛在的抑郁癥患者期待“如沐春風”的問候，想象“直擊心靈深處”的對話，但坐進精神科診室的剎那，他們發現，接下來的幾分鐘內，這些心愿將全部撲空。
就診時間太短、交流內容簡單、一上來就開一連串的檢查單，這些經歷讓不少抑郁癥患者感到自己“不受重視”。
大眾對于精神科治療方式的想象，也許還停留在影視劇中心理咨詢的場景：患者躺在長椅上，傾訴內心，得到醫生認真的傾聽與疏導。/ 《捫心問診》
事情的另一面，是精神科醫生無法、也沒有精力給予患者足夠的關懷——中國精神科醫生缺口巨大，醫生能夠平攤給每一位患者的精力十分有限。
根據2017年國家衛計委的數據顯示，我國約有精神科專科醫生3萬名，平均每4萬多人僅擁有一位精神科醫生；另一個數據則是，我國現有抑郁癥患者9000多萬人，并且這一數字仍在飛速增長中。
中國的精神醫療起步晚，直到2000年之后，精神健康服務才被納入社會福利計劃。此外，中國精神衛生資源分布極度不均，中國仍有2/3的區縣沒有精神疾病床位。
在一線城市，精神科專家的門診總是人滿為患。雨軒說起這些年的掛號經歷：“星期一打開下一周的‘預約掛號’，你會發現那些專家的頭像都成了灰色，根本約不到人。”
作為抑郁癥患者最重要的“拯救者”，中國精神科專科醫生卻少之又少。/ 視覺中國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的精神科副主任陸小兵表示，過去5年間，抑郁癥患者的數量呈現暴增趨勢，為所有精神類疾病之首。而十幾年前，他的患者中最常出現的則是“精神分裂癥”。
抑郁癥患者的增加、心理健康需求的急劇增長，讓陸小兵持續著“爆肝式”的工作強度。
2018年左右，陸小兵的門診沒有限號，單日門診量最多能達到150人左右，位居全國精神科醫生的單日門診量前列。
通常，當一個醫生的單日接診量超過50人時，就已經算是超負荷工作了。150人是什么概念呢？早上8點坐診，晚上9點下班，除了中午的20分鐘吃飯和上廁所時間，剩下的12個小時里，陸小兵都在接診。
算下來，每位患者只能分到5分鐘左右的問診時間。
問診時間有限在公立三甲醫院的任何一個科室都十分常見，但對抑郁癥患者而言，醫生的疲勞、厭倦，都可能被解讀為“敷衍”“冷漠”，給他們原本敏感多思的內心帶去極大的波動。
“人前堅毅，人后沮喪”，是精神科醫生常有的心理狀態。/ 圖蟲創意
成都某三甲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劉晴曉透露，自己所在的精神科，是整個醫院中醫鬧比例最大的科室，因為被負面情緒籠罩的患者，時常對問診過程與治療結果感到不滿。
劉醫生的單次坐診時間為4小時，接診量通常為35-40人左右，平均每六七分鐘就要處理完一位病人的精神難題。
劉醫生不得不在心里設置一臺“鬧鐘”，掌控問診的節奏——“可以了，我已經聽明白了”，有時，劉醫生會直接打斷患者的自述，因為抑郁癥患者、強迫癥患者，很容易陷入個人情緒，反復強調同一件事情。
但打斷的結果可能是，患者當場崩潰、哭泣，或者一個電話打向投訴部門。嚴重時，劉醫生還被砸過診室。
被負面情緒籠罩的患者，時常對問診過程與治療結果感到不滿。
而精神科醫生，在這個過程中感到了一種極度的耐心耗竭。
根據新浪新觀察2014年的報道《“抑郁”的精神科醫生》，在北京某三甲精神病專科醫院里，服用抗抑郁類藥物的醫護人員就多達幾十人，而醫院的總人數不過200人。
近年來，我國的精神心理健康領域逐漸受到重視，國家也頒布了硬性規定：公立三甲醫院必須設置精神科室。但醫院的一線精神科工作人員仍舊面臨種種困境。
不少醫院領導擔心：精神科搞大了，會讓醫院滿是“精神病人”；不搞呢，又達不到上面的政策要求。所以精神科的研究、發展往往很難得到院方的支持，精神科醫生時常需要“單打獨斗”。
“想要，又不想要太多”反映了精神科在醫院的尷尬位置。
這個醫生群體因工作壓力、收入等問題，幾乎在醫衛領域里處境最艱難。/ @河南省醫
但真正讓精神科舉步維艱的，還是精神科的“貧窮”屬性——不能與大型設備掛靠收費、低住院率，再加上近年來醫院藥物零加成、“以藥養醫”的收入被阻斷，于是，精神科成了綜合醫院里“不賺錢，倒貼錢”的科室。
這樣的處境也影響了精神科醫生的收入。
問診量巨大、收入較其他科室更低、病患滿意程度不高，都將精神科醫生的精力掏空。最終，他們成了抑郁癥患者口中的“高冷群體”。
“心理醫生”，是個偽概念
——看抑郁癥，應該掛科的號？
除了精神科醫生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壓力以外，還有一個讓抑郁癥患者感到落差的關鍵原因在于：大眾經常混淆“精神科醫生”與“心理咨詢”的差別。
一些抑郁癥患者期待的“傾聽”其實是心理咨詢師的義務，而精神科醫生使用的則是藥物和物理治療手段。
盡管近幾年圍繞抑郁癥的報道越來越多，抑郁癥科普甚至出現了“泛濫之勢”，但回歸一個最核心、最樸素的問題，大家可能仍舊感到迷茫——如果懷疑自己得抑郁癥了，到底是掛精神科還是掛心理科？
這個問題看上去關乎抑郁癥的本質：抑郁癥到底是生理疾病還是心理疾病？因為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生理疾病對應精神科，而心理疾病則指向“心理科”。
日劇《丈夫得了抑郁癥》中，男主髙崎處在長期的抑郁狀態中無法擺脫，以至于有自殺的企圖。在醫院心理科，髙崎被確診為憂郁癥（抑郁癥）。/ 《丈夫得了抑郁癥》截圖
但事實是，在這個問題里，我們混淆了多個概念。
首先，公立醫院的心理科和精神科往往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劉醫生強調，我國公立醫院的精神科和心理科之間有很大的重疊，醫生也是同一撥人。之所以一些醫院會將精神科命名為“心理科”或“身心科”，是因為目前仍有不少國人難以“正視”精神疾病，而“心理科”這個稱謂聽上去會更溫和一些。
那么大眾口中所說的“心理醫生”是誰？他們在哪？
實際上，“心理醫生”是一個偽概念。劉醫生解釋：“心理醫生更像一個文學藝術詞匯，并不存在于我國的醫療行業。”
我們所說的“心理醫生”，其實指的是“心理咨詢師”（Counselor）或“心理治療師”(Psychotherapist)。而這兩者又有本質上的差別。
我們所說的“心理醫生”，其實指的是“心理咨詢師”或“心理治療師”。
我國的《精神衛生法》規定，心理咨詢師既不具有抑郁癥診斷權，也沒有處方權，無需醫學背景，因此也稱不上“醫生”；心理治療師雖然沒有處方權和診斷權，但必須出身臨床醫學專業或心理學專業，用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副教授鐘杰的話來說，心理治療師屬于衛生系統的“技師”，和放射科技師很像。
心理咨詢師大多在私人的心理咨詢工作室接診，收費300元到數千元一小時；而心理治療師多在公立醫院工作，每小時幾十元到兩百元不等。
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患了抑郁癥，只有精神科醫生才有資格下診斷。
然而，一位精神科醫生的培養周期漫長，通常需要10年以上，就算是一位已經讀到頭禿的醫學博士，離獨立坐診也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之前提到，我國精神醫生數量約3萬名，遠遠覆蓋不了國民的心理健康需求，而另一個現實是，我國的心理治療師也人才緊缺，約為6000多人，對比美國30萬的臨床心理師，相距甚遠。
由于精神醫生與心理治療師的缺口巨大，心理咨詢師某種程度上扮演了“救場”的角色。
雖然是拯救抑郁癥患者，科班出身的醫生要學上十幾年，才有資格和能力去做診斷治療，而半路出家的心理從業者只要通過考試就能持證上崗。/ 圖蟲創意
2002年起，國家開放了“心理咨詢師資格證考試”，證書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頒發。
相比起精神科醫生的“10年苦讀”，成為心理咨詢師完全可以是一條“速成之路”。行業門檻低、考試難度低，甚至不需要心理學相關背景，只要參加培訓、突擊刷題，就可以通過考試。
“心理咨詢師的證太水，集中培訓只要幾十天，如果你又是刷題能手的話，最快20天就能考到證了。”劉醫生說。
精神科醫生往往十分抗拒與心理咨詢師混為一談，因為心理咨詢師市場魚龍混雜，很多半路出家、專業水平欠缺的心理咨詢師甚至耽誤了抑郁癥患者的治療。
劉醫生將心理咨詢資格證比喻為餐廳的“衛生許可證”——“你要開一個餐館，你并不需要證明你的廚藝，只要有衛生許可證就可以。同理，心理咨詢師的證書只是一個行業的準入證明，但并不代表你的能力。能勝任臨床心理工作，需要在至少一個心理學流派系統學習實踐并深耕數年。”
2017年，國家心理咨詢師資格證考試被正式取消，主要原因是，國家希望借此整頓心理咨詢行業，防止低水平的心理咨詢師涌入市場。
找到一個能治好心病的心理咨詢師，簡直和找到一個合適的結婚對象一樣困難。 / 電影《心靈捕手》
可現實是，抑郁癥患者不知道去哪里找到靠譜的心理咨詢師。
抑郁癥患者阿盛表示，最近幾個月的心理咨詢體驗讓他感到遇見了“騙子”。
每次500元的心理咨詢、連續10次的咨詢周期，并沒能讓他的抑郁狀態得到明顯改善。他時常感受到心理咨詢師的“不走心”，很多重復講過的經歷和問題，到頭來發現對方竟然忘了。
這些細節讓他對心理咨詢“不敢再愛”。
抽血、驗尿、核磁共振
抑郁癥“診斷”比你想的要麻煩
——抑郁癥，是心理疾病，還是生理疾病？
在加入“希望6”之后，小青不時會懷疑，這群里和她一樣被確診的幾百名抑郁癥患者，是不是有被誤診的嫌疑？畢竟診斷中，醫生只問了她幾個問題，而且“連抑郁自評量表都沒做”。
抑郁癥是否有被泛化的趨勢？在流行文化中，“抑郁”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時代情緒，我emo了、你躺平了、他網抑云了，似乎年輕人，人均抑郁。
近年來，網絡上流行著各類抑郁癥自評量表，有純屬娛樂的“一分鐘抑郁測試”，也有正規的SDS抑郁自評量表、漢密頓抑郁量表等，很多網友表示，但凡做了測試，就會發現自己是抑郁癥患者。
做了抑郁自評量表，人人都是抑郁癥。/截圖
但精神科醫生強調，光是100多道題并不足以證明一個人是否患上了抑郁癥，做題時人的主觀性會影響到最終的分數。
抑郁癥怎么診斷？目前，只有專業的精神科醫生擁有抑郁癥診斷權。
小紅書上，有不少用戶曬出過自己在精神科的問診經歷——“抽血化驗、做心電，我是不是被精神科醫生坑了？”因為在很多人的認知里，抑郁癥是單純的“心理問題”，它關乎原生家庭、情感經歷、社會壓力，似乎與“生理”無關。
然而，把抑郁癥看作是一種純粹的心理疾病，是大眾認知里最常見的一個誤區。醫學研究早已表明，抑郁癥會改變大腦結構，同時也是生理改變之后的結果。
最主流的生物學解釋是，抑郁癥是大腦缺乏神經遞質所致，特別是5-羥色胺（血清素）神經遞質的缺乏。而神經遞質決定著我們的情緒狀態、我們是否有能力應對外部刺激。
最主流的生物學解釋為，抑郁癥是大腦缺乏神經遞質所致。/pixabay
抑郁癥也包含遺傳因素。研究發現，有抑郁癥家族史的人會面臨更高的抑郁癥患病率，他們天生攜帶的神經遞質不足。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凱·杰米森說那些攜帶“抑郁癥易感基因”的人，“就像干燥又易碎的柴堆，因無法躲過生命中四處飛竄、無可避免的火花而被點燃”。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同樣的問題發生在一些人身上，會引發一場海嘯，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就像蜻蜓點水。
但這是否意味著外部環境、社會因素不重要呢？并非如此。
關于抑郁癥的發病機制，醫學界仍舊沒有一個定論。上述的生物學因素僅停留在“假說階段”。人們只知道：總體而言，抑郁癥是遺傳因素與社會環境、家庭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
遺傳因素、社會家庭環境······造成抑郁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pixabay
抑郁癥診斷的另一個“麻煩”來自于抑郁癥很容易和其他疾病混淆，導致誤診狀況。
抑郁癥經常被比作是“發燒待查”——發燒的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但生理表現卻是相同的；同樣，抑郁癥的病因可能多達上百種，個體差異極大。
劉醫生向我們解釋，抑郁癥診斷之所以需要嚴格的排查檢測，是因為一些器質性疾病導致的癥狀和抑郁癥的表現十分相似——肺炎、哮喘、心血管疾病，抑或是內分泌問題、顱內腫瘤，都會讓人心情低落，精神萎靡不振。
劉醫生分享了一個案例，就在不久前，有一位懷疑自己得抑郁癥的青少年來問診，在聽完少年的自述以后，她建議對方去做一個核磁共振。結果顯示，少年的抑郁癥狀的確是由腦垂體瘤所導致的。
抑郁癥的癥狀與許多器質性疾病相類似，因此診斷抑郁癥需要做細致的排查。/圖蟲創意
具體做什么排查檢測？這一點取決于醫生的“精神檢查”，主要包括對癥狀的了解，以及對患者病史的追溯。而精神檢查，完全依賴于醫生的水平和經驗。
“精神科醫生得是萬金油，對每一個臨床學科都得有點基本知識。”劉醫生說。
劉醫生向我們介紹了“抑郁癥診斷”的4個標準：
第一個是大家熟知的癥狀標準，如動力興趣下降、精神遲滯、自我評價過低等等；
第二個是病程標準，癥狀至少持續兩周；
第三個是嚴重程度標準如社會功能、工作能力是否受損；
第四個是排除標準，排除“由腦器質性疾病、軀體疾病”所導致的抑郁。
只有同時符合這4個標準，精神科醫生才能確診一個人罹患抑郁癥，光是一項“情緒持續低落”是遠遠不夠的。
可以肯定的是，雖然大眾文化中的“抑郁情緒”“抑郁癥狀”無處不在，但我們并沒有直接的數據表明“抑郁癥”被過度診斷或者泛化了。
相反，最新的流行病學數據顯示，中國抑郁癥患者的就診率僅為9.5%，在就診的患者群體中，得到充分治療的僅有0.5%。
從一個人開始感受情緒低落，再到向外界求助，這個過程，往往是漫長而曲折的。
吃藥、住院、電療……
抑郁癥治療又貴又可怕？
——為什么人們抗拒治療？
“貧民窟群眾，不配得抑郁癥。”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抑郁癥燒錢，而且很難根治。
知乎上，有網友爆料，為了治療抑郁癥自己3年花了25萬元。還有不少人曬出過自己的抑郁癥門診發票，第一次就診花費就能高達兩千元左右。
“天價診療費”讓很多潛在的抑郁癥患者望而卻步。
年輕人真的看不起抑郁癥嗎？說到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們混淆了兩種治療手段，精神科的藥理治療和心理咨詢。
如果以一周一次的頻率計算，半年內心理咨詢的開銷有可能會高達上萬元。/視覺中國
以國內專業的心理咨詢平臺“簡單心理”的報價為例，一個靠譜的新手級咨詢師，每小時收費400到600元；成熟的心理咨詢師（3000小時以上的咨詢經驗），報價在600到1000元；資深、專家級的心理咨詢師每小時收費可以高達2000元。
如果以一周一次的頻率計算，半年內心理咨詢的開銷有可能會高達上萬元。
相比之下，精神科的治療費用低出很多，抗抑郁癥藥物的價格每個月約為數百元。
最貴的部分通常在檢測階段，加上抽血化驗、核磁共振，費用可能會超過1000元。
但和很多疾病不同，治療抑郁癥的開銷不隨時間拉長而增多。抑郁癥治療以藥物為主，部分病人會接受物理治療，此外，只有極少數的重度抑郁癥患者會選擇住院。
不過，對于抑郁癥患者而言，“按醫囑服藥”需要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心理障礙。劉醫生說，在她的初診患者里面，有一半的抑郁癥患者都不愿意吃藥。
對于抑郁癥患者而言，“按醫囑服藥”需要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心理障礙。
提到精神類藥物，有病人會立刻神經緊張：“我吃藥了，是不是說明我就是有精神病？” 以及“抗抑郁藥物會不會上癮？”“大腦會不會被藥物控制？”“藥物副作用是否太大？”等等。
拒絕吃藥的現象在其他科室并不常見。如果一個人患了感冒、得了尿毒癥，很少有人會質疑藥物的作用，但換成抑郁癥這樣的精神類疾病，大家的態度就徹底翻轉了。
為什么普通人對抑郁癥藥物的不信任感非常普遍？藥物成癮性，是被大眾質疑最多的問題，因為在一些人的理解中，抗抑郁藥物可以四舍五入成“興奮劑”。
但精神科醫生普遍反對“抗抑郁藥物具有成癮性”這個說法。
“從它的作用機制來講，抗抑郁藥物沒有作用于大腦和身體中那些可以導致成癮的受體的成分，所以這些藥物不具有成癮特征。”劉醫生說道。
“抗抑郁藥物具有成癮性”是外界的偏見與輕視。/圖蟲創意
劉醫生認為，對抗抑郁藥物“成癮性”的渲染，本質是一種對精神類疾病的污名化和輕視態度。
“抑郁癥一旦慢性化了，患者可能會非常抗拒：我怎么能長期服藥呢？但如果高血壓慢性化了，患者就很容易接受終身服藥。而且不會有人因此認為，抗高血壓藥是成癮性藥物。”
實際上，抑郁癥是一種難以“根治”的慢性疾病。“沒有哪個精神科醫生敢用‘痊愈’二字。”劉醫生說。
《中國抑郁障礙防治指南》的數據顯示，我國抑郁癥的總體復發率高達50%～85%，其中有一半的患者會在兩年之內復發；2019年發表于《柳葉刀·精神病學》雜志的全國性精神障礙流調結果顯示，我國抑郁癥的終身患病率達6.8%。
劉醫生向我們介紹了抗抑郁藥物存在的副作用，主要包括兩點：服藥后的不良反應，如嗜睡、頭昏、體重變化等，以及長期服藥后的撤藥反應。
藥物帶來的副作用，遠比自殺、自殘等行為的危害要小得多/pixabay
但這些副作用，遠比抑郁癥本身帶來的危害（嚴重的如自殺、自殘等行為）小得多，害怕副作用而拒絕吃藥，無異于因噎廢食。
醫學研究發現，抗抑郁藥可以增加人體血清素的濃度，從而幫助病人恢復正常情緒。“從大腦的超微結構上來講，在規律地使用了抗抑郁藥物之后，神經遞質水平比不吃藥的患者要好很多。”劉醫生說。
對抗抑郁藥物的誤解和顧慮，讓很多抑郁癥患者失去了最佳治療的機會。
吃藥就像發燒降溫，即便醫生還沒有搞清發燒的緣由，物理降溫也必不可少——不讓高燒“燒壞大腦”是當務之急，等燒退了，再去尋找生病的根源也不遲。
那什么藥物才會讓人產生精神依賴性呢？精神興奮劑苯丙胺類藥物，鎮靜催眠、曾用來治療癲癇發作的苯二氮卓類等藥物才具有成癮性，但這些藥物都屬于嚴格管控的藥物行列。抑郁癥患者使用此類藥物需要在專科醫生嚴格處方和監管下才能進行。
具有成癮性的藥物都屬于嚴格管控的藥物行列。/視覺中國
不過，如果藥物治療不充分或者病情遷延反復，會給患者造成一種“一停藥就復發，吃藥成癮的錯覺”，所以，精神科藥物也不是萬能的，很多時候要結合其他治療手段。
劉醫生介紹了一種長期被流行文化“誤讀”的無抽搐電休克治療法。
“電療”二字常常把人嚇得不輕，人們看到這個詞，會想到楊永信、戒網癮的“極權主義”學校，以及反人道的大鐵鎖、暴力治療。
但實際上，“無抽搐電休克治療安全又有效，而且患者沒有感覺，就像小睡了20分鐘。比拔牙更輕松。”
精神科藥物也不是萬能的，很多時候要結合其他治療手段。
只是，無抽搐電休克治療、深部腦刺激，都屬于比較強力的精神治療法。對于中輕度的抑郁癥患者，可以僅考慮藥物治療。
抑郁癥治療，講究“醫緣”
——為什么說求醫之路就是“試錯”的過程？
“看抑郁癥，非常需要醫緣。”在求醫之路上跌跌撞撞了3年時間的抑郁癥患者雨軒如此感嘆。
“我試過很多不同的藥。我的第一個精神科醫生給我開的藥，效果甚微。但是第二個醫生給我開的藥，讓我感覺非常平靜、愉悅，充滿佛心，進入了不悲不喜的境地。”
《紐約客》專欄作家安德魯·所羅門在《走出抑郁》一書中寫道，抑郁癥患者在不斷試藥的過程中，就如同一個“飛鏢盤”，直至正確的藥物射中紅心。
抑郁癥是一個非常個性化的疾病，即使是兩位經歷相似、癥狀相似的患者，需要的治療方案可能完全不同；同樣，一位醫生對一個抑郁癥患者是“神醫”，對另外一位病人可能就是“庸醫”。
“抑郁，是我們各自隱藏的秘密”
——《走出抑郁》作者安德魯·所羅門在TED上演講。/TED
這源于大腦的復雜——人腦內有數百億個神經元，而每個神經元又有數千億個突觸，神經元通過特定的突觸與其他神經元聯系。大腦就像一個精密運作、連接無比復雜的超級儀器，挑戰著人類認知的極限。
在《三聯生活周刊》的報道《抑郁癥：吃藥還是不吃？》中，浙江大學醫學院神經生物學教授包愛民解釋了“為什么一些藥物對特定的病人無效”。包愛民做了一個比喻，人腦中連接起數百億個神經元的神經纖維，加起來超過10萬公里，類似于中國的高鐵網絡。
他說：“假設上海站出了問題，它會使得和它發生關系的站點都出現問題，這個時候你去調節完善北京站肯定無效。如果抗抑郁藥是針對北京站的，對上海站就不會有效果。”只不過，大腦比高鐵網絡還要復雜無數倍。
3年中，雨軒換過多位精神科醫生。掛號之前，她都會去細查對方的院校、資質、研究課題、擅長方向，但仍舊避免不了“踩坑”。最糟糕的一次，一位在讀醫學博士的說話態度讓她很不舒服，隨意程度仿佛是在“過家家”。
好的心理咨詢師就是“四兩撥千斤”。/圖蟲創意
好在，雨軒最終遇到了自己求醫路上的那位“真命天子”，對方是公立三甲醫院的精神科醫生，同時也是心理治療、心理咨詢師。她每周會分別在這位醫生的精神科、心理咨詢門診尋求治療。
雖然單次心理咨詢需要800元，但是兩個多月后，雨軒感到自己的認知發生了變化，狀態明顯好轉。
雨軒說，好的心理咨詢師就是“四兩撥千斤”——“每次咨詢，我一個人可能會說50分鐘，他只說10分鐘，但是他的話都是金玉良言，會引導我往一個方向去梳理。他每次給我定一個反思的主題，讓我回去想。慢慢地我就想通了，開始接受我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他給我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感覺。他不是用一套組合拳讓你渾身經絡通暢，他只是點化你一兩下，好像是觀音菩薩玉凈瓶里面，滴兩點仙水一樣。”
在心理咨詢中，傾訴與傾聽格外重要。雨軒說：“傾訴的過程，就是在疏通你自己這條水道上的淤泥，你是你自己的清潔工。其實你不需要別人知道你干嘛，你自己把你自己洗干凈，你就會越來越舒暢。”
對抗抑郁癥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圖蟲創意
在抑郁癥患者的康復之路上，“藥物+心理咨詢”是一種更為理想的治療模式。抗抑郁藥物就像退燒藥，先穩住病情，但最后扭轉負性認知思維、打開心結的，還是要依靠心理咨詢師或心理治療師。
同樣身為精神科醫生與心理治療師的劉晴曉也反思：“藥物是否有能力改變我們對一件事情的認知模式？盡管藥物對一些人似乎真的能起到這樣的效果，但其實并不常見。所以這個問題的確需要心理學專家去引導患者解決。”
此外，陸小兵強調，對抗抑郁癥，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很多病人得了抑郁癥以后不知道怎么處理。所以這個備案不光是他自己的備案，也是我們全社會的備案。”
最后，關于大部分抑郁癥患者都會選擇的“自救”，雨軒告訴我們她這些年的體會：“有些抑郁癥患者會把自己跟疾病融為一體。如果攻擊疾病，就等于把自己給殺死了，這樣子你永遠也走不出來。如果你可以把疾病和你分開看待，把它看做你身體里面的一個良性腫瘤、一個闌尾、一個扁桃體，你要割就割，你要治就治，你會輕松很多。”
（根據受訪者要求，小青、雨軒、阿盛、李天成為化名）
參考資料：
[1] 偶爾治愈 ｜ 生死之間：當我們與疾病和死亡狹路相逢
[2] 新浪網新觀察 | 抑郁的精神科醫生
[3] 南方都市報APP·健聞 |要如何“飛越”瘋人院？中國精神科醫生生存現狀
[4] 知乎 | 中國有靠譜的“心理醫生”么？
[5] 上海市健康委員會 | 抑郁是如何將人“改頭換面”的？
[6] 丁香醫生 | 抗抑郁藥吃了到底會不會產生依賴性？
[7] 丁香醫生 | 抗抑郁藥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副作用？
[8] 三聯生活周刊 ｜ 抑郁癥：吃藥還是不吃？
[9] 三聯生活周刊 | 抑郁癥在中國的隱秘流行
[10] 財新網 ｜ 中國抑郁障礙充分治療率僅0.5% 女性患病率更高
[11] Lost Connections: Uncovering the Real Causes of Depression – and the Unexpected Solutions.
[12] 財健道 | 抑郁癥患者：深淵之中的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