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老子（李耳）與孔子是中國文明中的兩個巔峰人物，相傳兩人有過一次交流，“孔子見老子三日不語”，老子當頭棒喝，讓后生孔子三日無語。
這次巔峰對話中，《史記》只記載了老子向孔子說了一句話，至于其他的話，后來孔子也沒有交代。后來，老子騎牛西行，路過函谷關時，尹喜求書，老子留下《道德經》五千言后飄然而去。
讓人頗為不解的是，老子的《道德經》為何傳給尹喜，而不傳給孔子呢？一般解釋為孔子尚儒追求入世，老子尚道追求遁世，人生追求南轅北轍，于是老子自然不會傳孔子《道德經》。但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因為老子與孔子的終極目標都是“反戰”，只是實現手段不同罷了，老子希望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孔子希望諸侯尊周、遵守周禮的規定，因此老子與孔子存在合作的基礎。更何況，《道德經》不是什么絕世秘訣，也不值得敝帚自珍，且老子想要實現反戰的目的，最好是將《道德經》散布天下，讓人都能接受其中觀點，這樣才能得償所愿，既然如此何必對孔子吝嗇？所以，從兩人思想差異的角度來解釋傳尹喜不傳孔子，無疑是非常可笑的。
其實，老子有沒有傳《道德經》給尹喜，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近現代很多學者看來也并不是太確定，因為盡管史書上說老子著《道德經》，但實際上這本書不太符合春秋時代氛圍。
首先來看一個問題，《道德經》真是春秋老子所寫嗎？如果《道德經》不是春秋時期老子所寫，那么老子不傳孔子《道德經》，也就沒什么爭議可言了。而事實上，《道德經》不是春秋老子所寫的結論，并非無稽之談。需要說明的是，《史記·老子傳》中記載了《道德經》作者可能有三個，其中春秋時期有兩個，即李耳或楚國老萊子，他們都可稱為“老子”。
上世紀七十年代，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漢初《道德經》帛書，對比我們熟知的《道德經》，兩者文字數量差不多，盡管兩版700余處差別，但主要屬于避（漢朝皇帝）諱、精簡、以及篡改了部分文字，總體意思大體相仿。
傳世、帛書《道德經》中存在很多讓人費解之處，比如以下三點：
首先書中說“萬乘之主”，即有一萬輛戰車，但在整個春秋時代，最強的霸主國晉國、秦國、齊國、楚國等，兵車最多的不超過五千。
其次書中說“三十輻共一轂”，即“三十根輻條構成一個車輪”，根據學者郭寶鈞的考證，春秋時代沒有這種車子，直到戰國中后期才出現。
第三書中多次說“將欲取天下”，老子崇尚小國寡民，“取天下”無疑與老子思想相悖，更為重要的是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天下還有數十個諸侯國在混戰，根本看不打統一的可能，又如何說“將欲取天下”？
因此，近代以來很多文人認為春秋老子作《道德經》不可信，這部書應該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比如梁啟超就認為此書作于戰國末期。鑒于此，春秋老子自然不可能傳《道德經》給孔子。
不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考古發現一份楚簡版《道德經》，基本證實最初版《道德經》是春秋老子所寫。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戰國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簡，共計1.3萬多個楚國文字，包含多種古籍，其中就包括《道德經》，共計2000多字，大約是如今版本的40%。更為重要的是，相比帛書版的戰國印記，楚簡版卻具有春秋時代印記，比如以下三點：
首先，“萬乘之主”與“三十輻共一轂”的說法，楚簡版里沒有。同時，楚簡版里只有“以無事取天下”這一處“取天下”，當時只有周王室可以取天下，還沒有看到可以依靠武力一統天下的諸侯國。
其次，相比帛書版，楚簡版反戰力度不算太強，比如說“故曰兵者非君子之器”，帛書版變成了“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春秋晚期，戰爭雖然頻繁，但總體力度與強度遠不如戰國時代，這種社會現狀必然會反映在文章里。
第三，相比帛書版，楚簡版還沒有偏激到反圣，也沒有否定仁義禮，所以說“絕智棄辯，絕詐棄偽”，但戰國之后，戰爭愈發慘烈，文人也越容易偏激，所以帛書版變成了“絕圣棄智，絕義棄仁”。
鑒于楚簡《道德經》中的濃濃春秋時代特征，因此基本可以斷定春秋老子先寫了《道德經》，后來戰國時代文人根據時代情況對其進行了修改。
根據司馬遷的記載，《道德經》作者也可能是周太史儋，即周王室的史官，名字叫儋，大約公元前350年西行秦國，見秦獻公時說：“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年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出。”
周太史儋有沒有改寫《道德經》，這肯定沒法考證了，但司馬遷記載的《道德經》三個作者中，春秋時有李耳與楚國老萊子，還有一個就是戰國時代的周太史儋。因此，如果司馬遷記載可信的話，那么帛書版《道德經》的作者必然就是周太史儋，而這一版后來傳承了下來。
可見，《道德經》一書是春秋時期的老子所寫，但老子當時年紀已大，加之當時秦國不是什么有影響力的國家，老子沒有理由、也沒有體力特意西去秦國傳道。到了戰國時期，隨著戰爭日益慘烈，春秋《道德經》已經不能反映慘烈的現實，于是周太史儋在老子的基礎上改寫了一版，反戰思想更為激烈。在周太史儋西行秦國時，可能主動將《道德經》傳播了出去，希望以此影響秦人的決策。
參考資料：帛書《道德經》、楚簡《道德經》、《史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