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袋仿佛被灌了漿糊，書上的字每一個都認識，連在一起卻怎么也記不進腦子里。于是，拼命學習，換來的只是時間的流逝。

一年多來，張明就在這樣的反復中崩潰。終于在一天晚上，當鋒利的刀尖劃過，當血液從胳膊上流出，張明覺得沒有疼痛，只有釋放的快樂。新世界的大門仿佛被打開，一年多來，他不斷劃開自己的胳膊，每一道劃痕都結成了傷疤。而胳膊上那用傷疤凝結的“學習”二字刺痛了父母的雙眼。

曾經，張明和父母說過，自己可能得了抑郁癥。

“怎么會抑郁？”在父母心中，孩子的“抑郁”和“矯情”一直都是約等號。直到發現張明的自殘行為，他們才意識到，孩子是真的生病了。

其實在我國，像張明這樣罹患抑郁癥的青少年并不少見。今年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為24.6%。這也就意味著，每4個孩子就有1個有抑郁情緒。

近年來，“青少年抑郁癥”頻繁出現在大眾視野，這也成了困擾很多家庭的痛點。“沒想到孩子變成了這樣，動不動就發火，根本不搭理我們，實在受不了”“這么小的孩子怎么會抑郁了呢？”……在很多精神衛生中心和心理咨詢室，這樣的場景正在增多，其背后都指向了家長認識較少、又不太敢正視的抑郁癥。

好在，11月9日，教育部對政協《關于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郁癥防治措施的提案》進行答復，明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目前，全國青少年抑郁癥情況如何？濟南市中小學青少年心理教育是如何開展的？就以上問題，大眾網·海報新聞記者進行了調查。

教育部官網關于答復的截圖

用刀子在胳膊上劃出“學習”二字

發現兒子胳膊的異常，還是在多半年前。“無意識碰了他胳膊，他往后躲閃。”感覺情況不太對，張明的母親擼起了孩子的袖子，兩個布滿疤痕的“學習”二字映入眼簾。

對于獨生子，張明母親十分注重培養，孩子從小到大也一直按照母親的規劃前行：上什么學、做什么運動、交什么朋友……在所有人眼中，張明就是“來報恩”的孩子，他乖巧聽話，學習成績優秀，一直是父母的驕傲。

可是，步入高中的張明成績明顯下降。“我覺得我當不了這個學習委員了，”第一次和父母的“頂撞”來自高一下學期，入校時成績名列前茅的他，名次卻在一次次考試中滑落，他總覺得同學們在用異樣的眼光看著他，“大家是不是覺得我現在的成績根本配不上這個學習委員？”心里的這個聲音揮之不去，高一下學期，張明向父母提出自己想辭去學習委員一職。

“不行！”張明媽媽是位強勢的母親，對于孩子，她擁有著絕對控制權。

自小聽話的張明沒有敢和母親反抗的態度，繼續著日復一日地當著班級的學習委員。但越想提高成績，張明就越是發現自己似乎連聽課都成了問題。

腦袋仿佛被灌了漿糊，書上的字每一個都認識，連在一起卻怎么也記不進腦子里。明明在小學和初中，大家都覺得他非常聰明，怎么就連聽課都聽不進去了？張明不敢把這種情況告訴任何人，只能自己拼命學習，晚上的睡覺時間也從23:30拖到了凌晨1:30，有時甚至能到2點。

俗話說“時間是最好的答案”，這話放在張明身上并不奏效。每天延長的學習時間仿佛是為了延長而延長，張明的學習成績依然在下滑。“我知道這樣不行，但越是拼命想學進去，就越是學不進去。”張明說，他嘗試了大聲背誦、站起來看書等多種方式，卻沒什么效果。

他覺得自己可能抑郁了，在與父母交流中，張明提出想去看心理醫生。卻被父母當成“矯情”。

一天晚上，張明突然萌生了一個想法：為什么會這么痛苦呢？用刀子劃一劃自己是什么感受呢？

當鋒利的刀尖劃過，當血液從胳膊上流出，不是疼痛的感覺，反而有種釋放的快樂。

曾經的抑郁癥患者——莊超碩士畢業留影（受訪者供圖）

最關鍵的是幫助孩子完善性格、健全人格

發現了孩子心理問題的父母，最終帶孩子走進了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兒童青少年心理行為一科副主任、副主任醫師程小菁的門診。

當泛著紅腫的“學習”二字映入眼簾，程小菁也不免吸了口涼氣，“這倆字的每個筆畫上都有很多道劃痕，可見孩子的壓力有多么大，他多么想提高成績。”由于情況比較嚴重，張明住院進行了藥物、心理輔導等治療，同時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的心理治療師也一起參與，對張明的家庭進行綜合性輔導。

“我們察覺到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孩子的成長環境有一些負性的經歷，我們就會一起對這個家庭做一些綜合性工作。”程醫生說，近期她的門診患者有將近70%都是抑郁癥或抑郁情緒的青少年，對于情況較為嚴重的孩子往往建議他們住院治療。其中，大部分抑郁癥的青少年效果都很不錯，“因為我們除了給孩子使用藥物外，還有心理治療師對孩子本人及其父母等整個家庭進行輔助指導。”

在程醫生看來，如果僅僅是用藥物幫助孩子擺脫抑郁發病急性期，而不改變他生活的環境，最終治療效果也無法鞏固。因而，她特別呼吁，要對孩子成長過程中的不利因素開展工作，最關鍵的是幫助孩子完善性格，發展成健全的人格。“只有這樣，今后孩子在經歷一些環境變故或不順心如意之事時，才能有能力應對，而不是一遇到這種事情就發展成抑郁癥了。”

程小菁醫生表示，一個抑郁的孩子與遺傳因素、個人性格、家庭教育、社會環境等都有著密切聯系。內向敏感、有過創傷經歷或家庭環境不良的孩子，罹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更高。如張明的母親，對孩子的教育過于緊張，對孩子的人生發展寄予了過高期望。因而，孩子也承受了過大的心理壓力。“我們在臨床中發現，出現心理問題的青少年數量呈明顯增長，尤其是初高中生。而且起病年齡也有降低的趨勢，比如現在有些小學三四年級的孩子就因為情緒問題來就診。”

所以，這就需要家庭、學校、社會一起關注并幫助到孩子的成長。“我們醫院也特別和教育部門聯合，專家進校園為孩子們和家長們進行心理健康的科普，同時和學校合作開通綠色通道，為亟需就診的青少年盡快就醫。”

跑馬拉松的莊超（受訪者供圖）

多次試圖自殺，寫了好幾次遺書

在曾經的抑郁癥患者莊超看來，程小菁醫生所言非虛：抑郁癥都需要自己走出來，藥物和心理治療只是輔助，而且“家庭同治”非常必要。

說起來，莊超和和抑郁癥“斗爭”了20多年，從6歲開始他就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最嚴重的還是高三時期，學業壓力讓他幾乎喘不上氣來，“那時抑郁癥大暴發，幾乎徹夜失眠，常常不自覺地發抖、低燒，最后只能靠打點滴維持。”莊超回憶道，好不容易堅持完高考，從小到大都是學霸的莊超，雖受抑郁癥折磨，仍然考上了山東大學。大學里寬松的環境并沒有讓莊超的抑郁癥減輕，剛軍訓完，他就試圖自殺，最后不得不辦理了休學手續。

“現在想想，很感謝山大的老師們和家人對我的寬容和幫助。”莊超說，他那時在家躺了整整一年，連吃飯都不能下床。他認為當時自己已經處于“半木僵”狀態，連自殺的能力都沒有。作為家里的獨生子，父母雖然無法理解莊超的感受，但依然用愛接納了這樣的他。

一年過去后，莊超再次入學，抑郁癥帶來的痛苦感幾乎如影隨形，莊超多次站到樓頂，想縱身跳下后讓自己解脫，還攢過安眠藥，“寫了很多次遺書”。所幸的是，每次都被及時發現，“那時候父親只要找不到我就馬上報警，同學和老師都對我特別寬容，愿意給我一切所能的幫助。”

大三那年，莊超無意中在網上發現了陽光工程心理自助論壇，才恍然大悟，“原來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從此以后，莊超在論壇上積極發言交流，逐漸成長為論壇管理員和組織者，除了線上交流，也開始組織線下聚會活動。“說是互助，其實剛開始就是簡單的抱團取暖，大家互相鼓勵。”

借助這樣的互助組織，莊超曾數次救下試圖自殺的“郁友”。后來，他去了北京發展，也許是新的環境確實讓莊超更加放松，也許是遇到了理解他的愛人，也許是跑馬拉松讓他得到了釋放……

也許，也許是無數個瞬間的偶然，讓他戰勝抑郁癥成為必然。莊超清楚地記得，2008年5月11日，吃完了手里的最后一片抗抑郁藥，就從此告別了藥物治療。

后來，他在北京做了很多抑郁癥相關的公益組織。如今，他從事中醫整體診療抑郁癥工作。“我把抑郁癥的治療叫作‘心靈環保’，國家出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的政策，說明了青少年抑郁癥的嚴重性，也說明國家開始重視青少年心理健康了，該政策的出臺非常及時。我們那時候，大家對抑郁癥根本不了解，所以不論是別人還是自己總覺得是患這個疾病是異類。”莊超說，他始終認為抑郁癥其實也是給了他一個重新修正的機會，讓他重新認識生活，讓他重新改變生命，也讓他懂得了“愛”。

如今，和抑郁癥“抗爭”了20多年的莊超已走出陰霾（受訪者供圖）

有3成來訪者為抑郁情緒青少年

“國家看到了青少年面臨的心理問題并且重視問題是好事，給全社會敲響了警鐘。”共青團山東省委特聘心理督導專家、抗挫力培育創研中心心理專家泰祺認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只是開始，未來怎樣推行、怎樣規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建議把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的人處理。

從事心理咨詢機構化運營的7年間，泰祺接觸的有抑郁情緒的青少年占到了總體來訪者的1/3，其中，抑郁癥青少年不到10%。

“抑郁情緒和抑郁癥是不一樣的。我們可能都有過抑郁情緒，比如遇到壓力、挫折等，會出現情緒低迷等感覺，這些通過自身積極調整就會慢慢好起來。但如果這種低迷等情緒持續時間較長、很難自行緩解，或者隨著時間變化而加重，且出現對任何事情不感興趣等異常情況超過兩周就應該引起高度重視了，這可能就發展為抑郁癥。”泰祺介紹，在他接觸的來訪青少年中，出現抑郁的初高中生占多數，一則因為他們本身就處于青春期這一敏感時期，同時這個時期學業壓力較大。比如他曾經接待的一名高中生菲菲，原本菲菲學習成績不錯，但高中去到了一所住宿學校，因為覺得不適應住宿的方式和在當地沒有朋友，菲菲總覺得融入不進高中的生活。一開始，菲菲都是自己偷偷哭泣，假裝自己很好。但壓力越來越大，學習也越來越不在狀態，主動提出要進行心理咨詢。

泰祺認為，情緒其實是可以調解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曬太陽做運動，呼吁學校留給孩子們運動的時間。“尤其是初高中生，學習壓力較大，產生了負面情緒很難排解，平時除了功課就是手機，所以很多孩子只能把刷手機當成情緒的一種疏導，這在家長看來就成了‘都是手機的錯’。”泰祺指出，錯的不是手機，而是孩子們沒有合理疏導的出口。如果能讓孩子們多多運動、曬曬太陽，他們就會感覺到負面情緒如泄洪一般流出體外，“很多人要轉變成‘正是因為我情緒壓力大，所以就要趕緊運動放松’的心態。”

此外，他還推薦了呼吸、冥想等方式排遣壓力。

山師附小設立了悄悄話信箱

濟南開通學生心理關愛熱線，反映最多的問題是學業壓力與厭學、輟學

今年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以下簡稱“報告”）顯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郁的檢出率為17.2%，高出2009年0.4個百分點。重度抑郁為7.4%，與2009年保持一致。

其中，女生有抑郁傾向的比例為18.9%，高出男生3.1個百分點，重度抑郁的比例為9%，高出男生3.2個百分點。非獨生子女青少年有抑郁傾向的比例為17.3%，與獨生子女相當，重度抑郁的比例為7.7%，高出獨生子女1.4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年級的增長，抑郁的檢出率呈現上升趨勢。 小學階段的抑郁檢出率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的檢出率約為1.9-3.3%，初中階段的抑郁檢出率約為3成，重度抑郁的檢出率為7.6%-8.6%。 高中階段的抑郁檢出率接近4成，其中重度抑郁的檢出率為10.9%-12.5%。

從數據來看，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解決已經到來刻不容緩的地步。

其實，作為教育大省的山東省，一直關注著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早在2020年6月，濟南市教育局重新組建濟南市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中心，內建團隊，外聘專家，開通24小時心理關愛熱線。從此，“撥打87-525-525，電話的另一端，永遠有人可以傾聽你的心里話。”成了濟南市中小學生心中一直記得的一句話。

自開通到2021年5月12日，在濟南市24小時學生心理關愛熱線開通的324天里，共接聽有效熱線4802通，總時長74761分鐘，上報并化解重大心理危機16起。

在這些來電中，家長作為來電人的比例高達59.32%，學生自己致電的比例為37.34%，教師致電比例1.66%。其中，初二學生反映問題的占比最高，將近14%，其次是初一、高一、初三、高二、高三等年級。

據介紹，在所有來電問題中，反映最多的是學業壓力與厭學、輟學，其次是親子關系，手機等電子產品依賴緊隨其后。

山師附小設置的團體心理活動室

濟南市一小學獲評全國首批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學校

具體到濟南市的中小學來說，獲評全國首批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學校的山東師范大學附屬小學，是當時濟南上榜的唯一一所中小學，也是在濟南市中小學中率先設立了心理咨詢室（和風小屋）的學校，該心理咨詢室成立于1998年，后發展成為心理咨詢中心。

“學校一直秉承‘做最好的自己’校訓，將心理健康教育作為學生人格成長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托山東師大心理學院學科優勢，積極構建五級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培養學生陽光心態，健康快樂生活。”山東師范大學附屬小學教育處主任孫麗娜介紹，該校構建了學校、年級、班級、學生、家長“五位一體”的五級工作體制，積極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同時，構建了課內與課外、校內與校外、教育與指導、輔導與自助四結合的多層次多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體系。

“學校將心理健康列入課程計劃，實行全科滲透。2002年開始，學校在部分年級嘗試開設心理健康教育課。2008年心理健康教育課程正式列入學校課程表。”孫麗娜說，課時安排為2周一節，由專兼職心理健康教師執教。

值得注意的是，山東師范大學附屬小學2012年與山東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合作，舉辦心理咨詢師培訓班。學校現有二級心理咨詢師6名，三級心理咨詢師45名。

通過系統構建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與實踐體系，山師附小探索出一套激勵小學生心理健康成長以及問題解決的有效方法，獲評首批全國心理健康特色學校，榮獲山東省心理健康特色學校、山東省心理健康教育先進單位、濟南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十佳心理輔導站等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