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青春期后期女孩大腦結構連通性與抑郁癥狀的病史有關

譯者：Lenore

關鍵詞：青春期；連接組學；腦成像；發展；結構連接模式

背景：女孩中的抑郁癥狀通常在青春期有所增加，其病程和嚴重程度的個體差異是成年情緒功能受損的關鍵風險因素。考慮到青春期中腦白質（white matter, WM）的持續發育，本研究旨在探查青春期晚期的大腦結構連接模式是否與整個青春期抑郁癥狀嚴重程度的變化相關。

結果：較高的初始抑郁嚴重度和較陡的正斜率分別與顳葉、皮層下社交情感性以及枕葉區域之間更大的結構連通性相關。截距與連通性的關聯比坡度更大。結果中的相互影響表明，較高的初始癥狀嚴重程度和較陡的負斜率（即癥狀緩解）與認知控制區域更高的連通性有關。中度癥狀隨著時間加重之后，涉及到自我參照和認知的區域（例如后扣帶和額回）之間的連通性增強。

結論：青春期早期抑郁癥狀的嚴重程度隨時間的推移而加劇。癥狀嚴重程度的加劇預示著青春期晚期的結構連接性差異，特別是在涉及認知和情緒處理區域的通路中。探究臨床病程與神經生物學上的相關性可為治療青少年抑郁癥提供新方法。

參考文獻：Chahal, Weissman, Marek, Rhoads, Hipwell, Forbes, Keenan, Guyer (2019) Girls’ brain structural connectivity in late adolescence relates to history of depression symptom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 doi: dx.doi.org/10.1111/jcpp.13184

2，高尿素通過氨基甲酸酯化引起mTOR信號的一致誘導抑郁癥和LTP損傷

譯者：Sheena

關鍵詞：尿素；抑郁癥；LTP；氨基甲酸酯化

背景:長期以來，蛋白質代謝的最終產物尿素被認為毒性可忽略不計。我們先前的研究表明，在尿素轉運蛋白（UT）B基因敲除小鼠中存在抑郁表型，這表明尿素代謝異常可能導致抑郁。這項研究的目的是使用臨床數據和動物模型確定尿素在大腦中的蓄積是否是導致抑郁癥的關鍵因素。

方法:使用Meta分析用于確定抑郁癥和慢性疾病之間的關系。在患者和健康對照之間比較了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腦部掃描和常見的生化指標。我們使用行為測試，電生理學和分子分析技術來研究小鼠模型中的功能作用和分子基礎。

發現:進行Meta分析后，我們針對了慢性腎臟疾病（CKD）與抑郁癥之間的相關性。 在CKD小鼠模型和患者隊列中，通過損害內側前額葉皮層誘導了抑郁。隊列擴大表明尿素是造成抑郁癥的原因。在小鼠中，尿素足以誘發抑郁癥，中斷長時程增強（LTP）并引起幾種模型的突觸喪失。mTORC1-S6K途徑抑制對于尿素的作用是必需的。最后，我們確定尿素的水解產物氰酸鹽也參與了這種病理生理過程。

解釋:這些數據表明，尿素在大腦中的蓄積是導致抑郁的一個獨立因素，避開了社會心理壓力的相關性。尿素或氰酸鹽使氨基甲酸酯化mTOR，從而抑制mTORC1-S6K依賴性樹突狀蛋白的合成，從而導致mPFC中突觸可塑性的損害和抑郁樣行為。CKD患者只有嚴格管理尿素才能減輕抑郁癥。

參考文獻：Wang H, Huang B, Wang W, et al. High urea induces depression and LTP impairment through mTOR signalling suppression caused by carbamylation. EBioMedicine. 2019;48:478–490. doi:10.1016/j.ebiom.2019.09.049

3，社會認知能力預測重度抑郁癥患者的社會心理障礙

譯者：He

關鍵詞：語義障礙；情緒障礙

背景：重度抑郁癥（MDD）與社會認知缺陷有關（例如，情感認知能力和心智受損）。然而，社會認知問題對MDD中的社會心理功能障礙的影響尚未被研究（如職業功能和人際關系）。本研究評估了MDD被試以及當前抑郁，緩解和健康對照（HCs）被試的特定社會認知域（例如，語義解釋）與社會心理功能障礙之間的關系。

方法：收集了213名參加認知功能和情緒研究（CoFaMS）的參與者，這是一項關于情緒，社交認知，冷漠認知和情緒障礙的心理社會功能的橫斷面研究。采用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的社會知覺測驗(social Perception subtest)對參與者(目前的MDD n = 42，緩解的MDD n = 69, HCs n = 102)的社會認知能力進行評估，并通過功能評估快速測驗(FAST)對社會心理障礙進行臨床評估。

結果：語義解釋，而不是面部情感和面部意義，與終身MDD以及緩解MDD患者的社會心理功能障礙相關。相反，社會認知與當前MDD或HCs患者的功能無關。

結論：這些結果表明，在MDD的發作初期和緩解期之間，社會認知與心理社會功能之間的關系是不同的，并且可以將語義解釋作為存有社會心理問題患者的治療目標。

參考文獻：Matthew J. Knight, et al. Social cognitive abilities predict psychosocial dysfunc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Depress Anxiety. 2019;36:54–62.

4，對抑郁癥和/或焦慮癥青年的常規專科心理保健結果的系統評價和薈萃分析

譯者： Navy

關鍵詞：兒童；年輕人；焦慮癥；抑郁癥；常規護理；治療結果

目的：抑郁癥和焦慮癥是青年人中最普遍的心理健康問題，但對于常規治療后從個人水平的預期結果幾乎一無所知。本文著重對常規治療（TAU）后的結局進行系統評價，特別關注于個人水平的結局。

方法：檢索MEDLINE，Embase和PsycInfo數據庫，查找1980年至2019年1月之間發表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是通過專業的心理保健機構，評估了青年抑郁癥和焦慮癥的常規治療結果。薈萃分析同時考慮了小組水平的事后效應大小（ES）和個人水平的恢復，可靠的變化和可靠的恢復。時間分析考慮了主要和次要結果隨時間的穩定性。亞組分析考慮了提供線索人的調節作用，問題的提出，學習規劃，學習年限，平均年齡，藥物使用，根據結果提出的干預劑量和治療類型。整個方案已在PROSPERO上預先注冊（CRD42017063914）。

結果：本研究起始篩選出了6350篇文獻，有38篇符合納入標準并隨后被納入薈萃分析。最終共收集了11739名年輕人（其中61％是女性，平均年齡13.8歲）。最初/最終結果（13/26周）的前后ES值為-0.74 /-0.87。通過自述的個人水平的變化為：38％為可靠改善，44％為不可靠改變，6％為可靠惡化。結果可能會因操作者，提供線索者，問題類型和劑量而有差異。

結論：較差的數據量和質量是本文的局限性，但本研究是第一個評價常規治療后是否有可靠改善的可能比率的研究。在此，我們建議需要改進個人水平指標和常規治療的詳細報告，以使人們更好地了解抑郁癥和焦慮癥青年的常規治療可能產生的結果，以便有可能進一步改善影響。

參考文獻：Bear HA, Edbrooke-Childs J, Norton S, Krause KR, Wolpert M,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utcomes of Routine Specialist Mental Health Care for Young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d/or Anxie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020), doi: https://doi.org/10.1016/j.jaac.2019.12.002.

5，利用推定的患者運動能力狀態評估遭受脊髓損傷后診斷為重度抑郁癥的時間

譯者：Kagami

關鍵詞：聚類分析；抑郁癥；耐用醫療設備；脊髓損傷；生存分析

目標：本研究主要評估參與商業保險超過三年人群中（1）重度抑郁癥（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的發病率；（2）與重度抑郁癥發病相關聯的風險因子；（3）在脊髓損傷后（post-spinal cord injury, post-SCI）診斷為重度抑郁癥所需的時間，以及其與推定的患者運動能力狀態（inferredmobility status, IMS）之間的關聯。

實驗設計：回顧性縱向群體研究。

實驗條件：自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截至的商業保險索賠數據庫。

實驗參與者：在2011年或2012年有記錄的頸部或胸部脊髓損傷個體，且在脊髓損傷≤30天前無重度抑郁癥歷史。

實驗介入：無介入

主要數據：在脊髓損傷后重度抑郁癥的發病率，與重度抑郁癥關聯的風險因子，以及脊髓損傷到被診斷為重度抑郁癥的時長。基于推定的患者運動能力狀態的分層生存分析（stratified survival analysis），以及基于耐用醫療設備（durable medical equipment, DME）（如輪椅、拐杖等）索賠的分層生存分析。

實驗結果：在脊髓損傷后，有20.87%的樣本被診斷為新發的重度抑郁癥。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的風險因子包括：是否擁有工作，住院時間長度，醫療保險報銷費用，脊髓損傷后的醫療康復服務，以及2/5的IMS對比。被診斷為重度抑郁癥的中位時間為86天。生存分析表明6/10的IMS對比是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如將新發以及復發的重度抑郁癥一同納入統計，則有30.66%的樣本在脊髓損傷后被診斷具有重度抑郁癥。

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的風險因子包括：是否為女性，是否擁有工作，住院時間長度，醫療保險報銷費用，脊髓損傷后的醫療康復服務，脊髓損傷＞30天前是否有重度抑郁癥，是否需要導尿，以及2/5的IMS對比。生存分析表明4/10的IMS對比是具有統計學意義的。

實驗結論：脊髓損傷后人群的重度抑郁癥發病率要高于普通人群。推定的患者運動能力分層生存分析表明個體如果對于耐用醫療設備有著推定更高的依賴程度，則將更有可能患上重度抑郁癥，并且在脊髓損傷后被診斷出重度抑郁癥的間隔時間將會更短。

參考文獻：Using inferred mobility status to estimate the time to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diagnosis post-spinal cord injury. Arch Phys Med Rehabil. 2019 Dec 28. pii: S0003-9993(19)31468-6. doi: 10.1016/j.apmr.2019.11.014.

6，兒童虐待及其后遺癥代際傳遞中的母親抑郁：在縱向出生隊列中測試產后效應

譯者：UTCS

關鍵詞：母嬰虐待；后遺癥；代際傳遞

經歷過童年虐待的母親更有可能讓她的孩子也受到虐待，這種現象被稱為代際傳遞。母親產期的相關因素可能是導致這種傳傳遞的唯一原因，但目前我們還不能確定時間的效應。

在環境風險縱向雙生子研究中，我們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對1016名母親及其2032名子女進行了研究，研究測試了產后抑郁在母嬰虐待和一系列負面兒童結果（特別是兒童暴露于虐待環境，內在癥狀，以及外在癥狀）之間的中介作用：（a） 調整后的母親抑郁，（b）比較性別差異，和（c）檢查虐待亞型的相對作用。小時候受到虐待的母親（特別是那些經歷過情感或性虐待的母親），患產后抑郁的風險會增加。

反之，產后抑郁癥能夠預測其孩子受到的虐待，其次還可以預測孩子的情緒和行為問題。母嬰虐待對兒童結果的間接影響在男女性別兒童中都是強有力的，并且產后抑郁癥在其中起著顯著的調節作用；然而，這似乎是由母親在產后期外所患的抑郁癥帶來的。識別和治療產后抑郁癥，防止其復發，可能有助于阻斷虐待及其后遺癥的代際傳遞。

（彩色在線）以產后抑郁為中介的主要結構模型。矩形代表觀察變量；橢圓形代表潛在變量，年輕和年長的雙胞胎得分已經回歸（路徑沒有顯示在圖中以提高該圖的可讀性）。實線表示系數p＜.05*或p＜.001*的顯著路徑，模型中僅顯示顯著的路徑。

參考文獻：Choi K W, Houts R, Arseneault L, et al. Maternal depression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its sequelae: Testing postpartum effects in a longitudinal birth cohort[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19, 31(1): 14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