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社會學有哪些理論（情感社會學）

為什么社會學要談論情和性？

心理健康是每一個父母最擔心的問題，只要孩子稍微有些情緒的波動，父母就會擔心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心理問題？這就是需要父母系統學習了解各年齡階段孩子的身心發展特點，如何幫孩子消除焦慮的情緒，幫孩子做好心理營養，心理建設等，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老師在直播課里都有系統講解，想學習的家長聯系我們。

在性社會學家黃盈盈看來，這是因為我們對兩者或避而遠之，或日用而不知。

電影《戀戀書中人》劇照。

最顯白的，莫過于認為性議題擺不上學術臺面。盡管性是每個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事了（無性也是性的一種狀態），但一旦將它問題化，總歸會讓在場的人小臉一紅，或尬笑或沉默，背后還帶著另一層意思：這有什么可談的。

同此涼熱，情感作為社會學研究者做研究的重要動力之一，在以理知化為特征的現代學術道路上，被要求盡可能地懸置起來，有的話，最好也只是作為一種“技藝”出現。于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社會學研究者就應該和自身的價值、立場割裂開來，研究者不應該代入自己的主觀情感。唯有這樣，研究才能做到中立、客觀，才具有科學性。當然，關于這點，社會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曾展開過不同維度的討論。

本篇文章，出自專題《“洞穴”內外——情感與社會科學》B02-B03版。我們就本期主題采訪了性社會學家黃盈盈，與她探討社會學研究中的性與情。某種意義上，正是“性”本身的敏感性，凸顯了“情”在社會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29日專題《“洞穴”內外——情感與社會科學》的B02-B03版。

「主題」B01丨“洞穴”內外——情感與社會科學

「主題」B02-B03丨黃盈盈 社會學研究的“情感”在場

「主題」B04-B05 | 趙鼎新 社會學，能否接近歷史的“本質”？

「主題」B06丨袁長庚 情緒不是“燉肉時需要被撇去的浮沫”

「主題」B07丨王佳鵬 情感社會學真正研究的是“世道人心”

「文學」B08丨杰克·吉爾伯特 從日常生活中打撈情感體驗的重量

提起國內的性社會學研究，黃盈盈是繞不開的名字。自研究生起，她就跟隨導師、“中國性學第一人”潘綏銘，做“小姐”研究，開展中國人性行為、性關系和性觀念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如果我們以1999年她第一次踏入深圳“紅燈區”為坐標，今年已是黃盈盈從事性社會學的第23個年頭。

除了“小姐”研究，在這23年中，她從主體理解與日常實踐兩個角度探討瑣碎生活中的身體，關注月經、乳腺癌、色情、性別氣質、自慰、變性的身體，等等。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關注的大多是因為“日用而不知”或因為隱秘/偏見/逾規而缺席于知識視野的活生生的身體。

相比坐而論道的理論辨析，黃盈盈顯然更喜歡置身于田野之中，置身于活生生的人的具體的生活處境與生活邏輯之中。就像影響她治學與做人的那句話，并非出自某位理論大師，而是出自一位性工作者草根組織的創立者阿嚴——“你要自甘墮落”。

《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黃盈盈等 著，漢唐陽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

研究之外，黃盈盈樂于對話，雖然很多對話實際上就是和不同人的吵架。她曾多次發聲，批評國內主流社會學研究對于性/別視角的忽視。2014年，黃盈盈在《探索與爭鳴雜志》發表《性/別框架下的“性與生殖健康”》一文。她以“光棍人群”及“性別比失衡”問題為例，指出現有分析中存在的問題：

“……男孩偏好—性別比失調—找不到老婆成為‘光棍’—容易找‘小姐’或者搞同性戀—性病及艾滋病風險增加、性犯罪增加—導致更多的社會問題”這種邏輯在第一個環節上還比較合理，如果以‘性/別’的框架來看，性別比失調問題最為首要的是男孩偏好的文化背景之下女孩的出生權被損害。后面幾個環節的論證都過于簡化，甚至存在很大的偏差。比如第二步推論：性別比失調產生光棍現象。如果不挑戰貧困，不挑戰主流的婚姻想象（人人都要進入異性戀婚姻，擇偶觀念一定是男比女能干，離婚不好），即便性別比倒過來（女孩多于男孩），光棍現象依然存在，某些人依然占據更多的性/婚姻資源，而某些人依然會被剩下。”

她也曾多次因為“小姐”問題和人展開爭辯。2017年，在一期性研究研討班上，黃盈盈用了2萬多字去梳理自己在“小姐”問題上的立場是如何形成的。在她看來，為“小姐”說話是基本的研究倫理，但也要警覺立場過強的問題。所謂現實和立場的關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個度的問題，是一個需要不斷拉扯與警覺的變動的問題。

去年，我們曾在“女性學者訪談系列”中專訪黃盈盈，與她聊了一路走來的學思歷程。今年7月，我們就專題《“洞穴”內外——情感與社會科學》再次聯系正在貴州的黃盈盈。這期專題的初衷很簡單，即想要和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探討情感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與意義。盡管從實驗科學而來的社會科學一直強調科學性，情感的模糊性與易碎性被認為有礙于客觀的研究，但大多數社會科學面對的是當下，這使得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共處一個時空現場，在具體的相處之中不可能沒有情感的參與。那么，不同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又如何對待研究中的諸多體驗和感受？

在這次訪談中，我們將社會科學研究中眾多爭議性問題細細拆解，從她和導師潘綏銘一直強調的 “日常生活”研究視角，到研究者如何處理自身的情感、價值與立場，再到什么樣的研究議題才是“真問題”，所謂議題的“真/假”如何被現實影響和構建，最終，一切的問題匯集到黃盈盈在采訪后發給我的一段話，來自于社會學家安德魯·阿伯特的《抒情社會學》：

“作為研究者，我們發現社會世界不僅復雜而有趣，不僅是功能性的或令人不安的，社會世界的多樣性和流逝同樣令人驚奇，難以抗拒和快樂。我們的讀者不僅應該知道社會的前因和后果，不僅應該知道它的優點和缺點，還應該知道，用川端康成的話說，它的美麗與哀愁。”

黃盈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性與身體社會學、艾滋病的跨學科研究以及定性研究方法。著有《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2018）《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2017，合著）《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2013，合著）《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升華》（2011，合著）《身體、性、性感：中國城市年輕女性的日常生活》（2008）。自2007年起負責組織兩年一次的“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與“性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班”。

以“日常生活”為方法：

那些瑣碎日常中活生生的人

新京報：在過往的研究中，你一直強調“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想請你展開講一講，你和潘老師提出的“日常生活”研究視角的緣起/關懷？

黃盈盈：最近幾年，很多人都在談“日常生活”，但各有側重點，包括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更加傾向于方法論的“日常生活”，當然，還有更成體系的“日常生活理論”，等等。我和一些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的朋友們也做過相關的讀書會，辦過幾次“日常生活”論壇，試圖跨學科地碰觸“日常生活”的紋理，包括不同時空中不同人群/個體的衣食住行，身體、情感、性/別等領域的具體議題，也包括對于“常”與“非常”的討論，以及如何重拾我們的“好奇心”，等等。

回到我自己的研究。我和潘老師其實剛開始并沒有明確、自覺地強調“日常生活”的方法論。在2011年出版的《論方法》里，我們提出社會學調查中“論方法”的重要性，也就是介乎在一個偏哲學和理論的方法論層次，與一個非常具體的、細節的技術性之間的方法討論，或者說是把研究方法本身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去研究，包括打開研究過程、審視研究過程中的不同步驟，包括社會調查與時代背景、研究與生活之間的關聯，也包括反身性的思考。當然，你也可以說，這些都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旨趣高度相關。

那么，具體到我關注的“日常生活”，主要側重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方法層面強調我們所關心的人群的生活邏輯，包括他們的日常生存狀態以及背后的運行邏輯。這點和我的學科訓練有關。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就一直跟著潘綏銘老師做研究。潘老師的一個研究特點是：“接地氣”。直到現在，我在給我的學生上方法課時也會強調這點。所以，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有一些關鍵詞會自然凸顯出來，比如對于我想要了解的人群，他們的生活實踐是怎樣的，人際關系如何，如何為人處世；不同人群或者個體的“生存之道”“生計道德”“生活境遇”“民間知識”；什么人，做著哪些事兒，透著什么理兒。

紀錄片《受審視的生活：哲學就在街頭巷尾》劇照。

這里結合我所了解的學術語境再多說一點。當我強調日常生活的時候，并不是說不去關注結構性的因素。這里涉及社會科學界關于方法討論的兩個走向：一個是往下扎根，強調日常生活這一塊，另一個是強調一種總體性認識，或者一種結構性認識。更廣泛一點，觸及微觀-宏觀的長期分野。這個討論目前恐怕還避不開，但是這種二分本身顯然是有問題的。因為日常生活也有結構性的因素在，不是像很多人認為的，強調日常生活就是瑣碎的，碎片化的，以及潛臺詞，不重要的；結構性認識也不是不需要去看具體的人和事兒，也不可能脫離生活的細節不切實際地去談。

新京報：可以舉一些實例嗎？

黃盈盈：比如，我最早做“小姐”人群研究的時候，手頭的項目大多數是和艾滋病/性病防治有關的，但只要和這些女孩子打完一段時間的交道，你就會發現，她們的生活和工作中最緊要的問題并不是你的項目目標，而是怎么避免被抓的問題、怎么應對客人的暴力問題、怎么預防和處理婦科病的問題，以及怎么不被家里人發現的問題。當然，還有怎么賺錢，怎么更加安全地謀生的問題。所謂強調生活邏輯實際上就是研究者不能先入為主，拿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去框人家，而首先是要開放性地進入到她們的經驗世界，看看她們平時生活中都在關心、遭遇著什么。我不是說，項目/研究目標就一定沒有意義，而是這個差距要認識到，在此基礎上提出更合適的研究問題或目標。

而當我們談生活邏輯的時候，這里頭已經融合了結構性的因素。為什么她們會擔心被家里人知道，這和社會歧視、道德文化有關；為什么她們會怕被警察抓？這和掃黃政策有關。為什么她們在2002年的時候進入性產業，這和下崗潮和整體的經濟發展有關。你不可能看不到這些關聯性。只是說，這中間的連接不是一條簡單的單方向的直線。我自己覺得，做研究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把看似分散的一些點，如何聯系起來進行思考。這里的點，包括跨時空的不同要素，實的、虛的、人的、物的，等等；它本身也是立體多維的。這既不是說這些點不重要，也不是說不需要聯系。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洞察力”的一部分（還有部分跟理論有關，也是我自己努力在彌補的）。

另一點是將日常生活中那些習以為常的存在以及日用而不知的思維觀念問題化。我對身體、性/別等議題的關注都包含在這里。事實上，習以為常的東西常常會被我們忽略，因為太想當然了，所以大家不會覺得這里有可挖掘的研究問題。比如身體和性對于大家來說太日常了，可能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問題”。但這些現實的存在或者說隱而不顯的思維習慣往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需要被問題化，我們也要反身性地認知我們看這些問題的思維方式，以及主流話語體系對于這些問題的忽視、誤解與偏見。

從某種角度看，我覺得這是日常生活視角中更具批判性的一面。很多時候，常識并不是想當然的或者說正當的存在。比如女性主義的發展針對的就是以前大家關于性別的習以為常的看法或者想當然的看法與做法，去剖析這種看法與生活實踐是如何形成、為何形成、有什么問題。所以，當我們這么去提問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存在時，就會發現有很多的東西需要不斷被討論、挑戰和問題化，以及，很重要的，積極探討如何走向更好的存在。

《論方法：社會學調查的本土實踐與升華》，潘綏銘 黃盈盈 王東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

新京報：在關于性/別、身體這兩塊研究中，你尤其關注邊緣性的議題，比如身體的另類實踐及其故事。這是否也與我們剛才討論的日常生活的視角相關？

黃盈盈：對。我除了關注“小姐”議題，博士論文做的是性感研究，后來又和學生們關注月經、乳腺癌、色情、性別氣質、婦科、健身、自慰、文身、變性、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身體，等等。這些大多是因為“日用而不知”或者因為隱秘/偏見/逾規而缺席于知識視野的活生生的身體。在我最近幾年的文章中，也一直都在零散地提邊緣與另類這些概念，現在也還在閱讀、思考，包括不同學科的關注點，也包括邊緣與另類的異同。這些也和前面談的日常生活的旨趣都有關系。

日常生活有一個面向是“常-非常”的關系。我在之前的采訪中也提過，常態之中有需要被挑戰的東西，非常態之中也有它的常態，而且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里，不管是被稱為主流的還是邊緣的，都有著不同面向和程度的常態與非常態，這是一組相對而且流變的概念。這么提的一句俗話注腳也可以是，自居主流的別那么傲慢，處之邊緣的也別讓標簽貼死。

我研究的性社會學，用盧賓（Gayle Rubin）的說法是，經常魔鬼學的成分大于性學的成分。大家很容易走向一個道德判斷，動不動就吵架。這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性議題具有一種我稱之為“日常而邊緣”的特點，也與不同學科里面都會觸及的normal-abnormal的討論密切相關，也經常被各種政治化。

《越軌》（Deviations），蓋爾·盧賓著，杜克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社會學的話，“二戰”以后至少也有兩個學術傳統，一個強調社會團結、秩序、規范，另一個關注標簽、越軌、邊緣、污名、懲戒，等等。后者如貝克爾、戈夫曼，以及芝加哥調查學派。兩者當然是一體兩面，但是關注點、出發點與落腳點往往都有所不同。在當下的情境與語境之下，我覺得對于后者的關注是遠遠不夠的，我自己的興趣也是偏后者的。當然，我這里說的“關注”是要好好掰扯的，有的人關注團結、秩序，實則可能是朝著加劇沖突、失序的方向走，有的人關注沖突、越軌，實則是為了更好的團結和秩序。要看你怎么研究。不斷加深偏見和社會距離的研究還不如不做，不要一看到沖突、邊緣，就覺得唯恐天下不亂。太簡單了。

回到性議題的“日常而邊緣”。一方面，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談性，它和每個人都相關——哪怕無性，也是性的一種狀態，這是一個很日常八卦的話題。但它作為一種近現代以來被建構的結果，是有很強的道德規范性在里面的，使得在私人生活中，常常難以啟齒，在公共討論中，又很難被理性對待。在爆出來的諸多性/別事件之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私密性與公共性這兩個面向糾結在一起，唯獨缺乏的是俗話說的“真相”。這也使得我們在討論性的時候，尤其是一些性/別邊緣議題的時候，往往是很疏遠的，很容易閉著眼睛以自己的“應然”來代替復雜的“實然”。同時，性議題具有多重邊緣性。比如在學術界，性經常被認為上不了臺面，做個研究首先要使勁兒論證其重要性，還要加個扉頁強調學術也非“宣傳”。如果再擴展到中西的研究語境，那么還會觸及地緣政治與知識格局中的邊緣性。

正因為這樣，我在研究“性”的過程中，自然會去想它的日常性在什么地方，及誰的日常；它的邊緣性又在什么地方，以及更重要的，為什么它會成為邊緣，或者說，被邊緣化、被問題化的過程如何。所以，在我看來，對于邊緣、另類的研究要帶入日常的視角，反之亦然。

電影《祝你好運，里奧·格蘭德》劇照。

新京報：在你看來，對于社會學研究和社會學方法來說，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視角為何重要以及它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黃盈盈：我還是結合自己的研究來談。我以前在談“小姐”議題的時候，經常用到的一個詞叫“缺席審判”。“缺席審判”說的是很多人其實并不知道“小姐”是怎樣的一個存在，也不（試圖去）了解這些人群處于什么樣的一個境地，但是卻會非常正當和振振有詞地去說這些人是怎樣的，以及這些人應該怎么被治理，法律和政策應該怎樣，等等。

但在這些聲音中，長期缺席的恰恰是“小姐”，她們應該成為主體，至少是之一，但她們卻是失聲的。我對于“主體發聲”并沒有那么天真，但是最基本的，一個樸素的邏輯是，你總得知道她們是誰，怎么進入到這個“危險”的行業，里頭人際關系怎樣，有哪些規則，有什么問題，這些問題怎么應對最為有效，她們自己的認識和生存策略有哪些，等等。至少需要進入她們的世界去了解一下，切實地去分析，然后結合可能性（和人性）去談措施。這就回到我們談及的日常生活的視角。

我之所以關注日常生活（尤其是前面提及的那兩個方面），不僅僅是它本身值得研究，也在于我對這樣一種“缺席審判”的不滿。如果回到你提問的社會學研究與方法，我的認識是，目前整體上是偏重社會結構、制度、秩序、治理的脈絡，對于“日常生活”（無論是議題還是方法論，無論是現狀還是其蘊含的力量）是相當忽視的。它的重要性至少也體現在提供了看待世界的另一類視角與可能，在社會學界需要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認為，學術應該是多元、多維的，接地氣且有洞見的。我自己近幾年比較多地關注在對話語境和社會情境這些方面，包括把一個稍微長時段的田野與對話結合起來思考問題。為什么會強調“日常生活”的那兩個面向，不僅僅跟我的研究興趣和研究主題的特點有關，也跟我所認識到的學術語境，以及現實與語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差距）是有關的。

紀錄片《月事革命》劇照。

感受與體驗：

社會學者與田野的距離

新京報：在之前的女性學者訪談中，你提到田野觀察是一種綜合和講究整體性的研究方法。相比于觀察、訪談，你更強調感受和體驗。從社會學方法出發，你如何理解情感之于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

黃盈盈：人類學對此有過很多討論，包括田野中如何調動五感，也包括把情感本身作為研究對象。我還是結合我自身的有限經驗從方法的角度來談。

在《論方法》中，有一個章節是談社會學調查中的觀察、旁聽、聊天和體驗的綜合使用。我們專門把體驗作為方法之一拎出來強調。后來，在講課的時候，我也會不斷強調這點。這是因為，第一，我覺得它在社會學方法領域被嚴重忽視了。第二，它的重要性足夠對等于其他幾種資料收集方法。我理解的“體驗”，跟你這里的情感，當然也是相通的，它強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現場感”和“身體/情感在場”。

社會科學大多數面對當下，這使得我們有條件與研究對象共處一個時空現場。在這種情況下，你與人在具體相處過程中不可能沒有情感，大家都是人。交往中的切身感受，你對情境的感知——比如是否住在“紅燈區”，是否坐在發廊里，對于了解和認識你的研究群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只是找了幾個“小姐”來做訪談，她們平時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包括生意中的競爭與無聊），我是很難感受到的，或者要極大地依賴于“言說”，對于理解其所言所行，對于解釋其生活邏輯是很受限的。

做過社會調查的人，其實也都會有感觸，我們自己的身體與情感在場、性/別在場是無法忽視的。性研究可能更加凸顯。2015年我參加過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舉辦的一個性研究方法討論會。當時她們的論文征稿（Call For Paper）就很吸引我，其中就明確提出我們如何正視研究過程中的情感與身體，包括她/他的，我的，還有研究關系之中的。假如酒吧里有人跟你搭訕，甚至于摸你兩下，會怎樣？假如有人表示喜歡你，或者你喜歡上別人，會怎樣……這跟社會科學研究有關嗎，跟方法有關嗎？當然。

《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黃盈盈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4月。

我們要如何對待研究中的這諸多體驗與感受？感知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無法規避，它反過來會促使我們去審視自己的身體與情感，包括我們所習以為常的感受與行為，從而更好地認識不同人之間的距離/連接。當然，如果你真的受不了，那就退出，也沒必要為學術而“獻身”/委曲求全。而對于你試圖去了解的人群的生活與工作情境的感知，本身就是資料的一部分。早期我和別人討論“小姐”議題的時候，大部分人的看法是這群女的一定過得很慘，都是淚，這和我在田野中的樸素感知不太一樣，她們有煩惱，但同樣也有歡聲笑語。這種樸素的感知構成了我認識與對話的基礎之一。

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情感與身體在場，還可以聯系到研究者的生活經驗與感悟之于研究的意義，情感是研究的重要動力之一。很多學者寫過相關文章，比如黃宗智老師的“問題意識與學術研究：五十年的回顧”。如果看潘老師寫的書：《存在與荒謬》《生存與體驗》《情境與感悟》，還有近年我們師門的《我在現場》，從標題里，你就能看到我們對于情與感的重視。我自己上方法課，沒有教科書，更多地會結合切身的研究經驗和案例，輔助以文獻來講。也會強調“下水學游泳”，強調“切身知識”。當然，如何從感到悟，還是需要很多努力的。

《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業”考察》，潘綏銘 著，1999年1月。

但是，這里還需要處理研究者和研究群體的距離問題。因為某種情況下，你的感受也不能簡單等同于“小姐”的感受。你如何看待這個距離？比如當我坐進發廊，一個客人進來時，他不知道我是研究者，會把我當成“小姐”來對待。但即便是這種情況，我不做生意，所以和“小姐”的感受還是不一樣，有些感受我體會不到。研究者需要承認這一界限，我們無法完全進入到被研究者的世界，我們的感覺也無法替代她的感覺。這是反身性思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時也是為什么需要講方法、講多維資料的收集與聯系/印證，等等。談方法不是談我或她，而是一/多種關系，包括研究過程與互動中覺知的距離與連接。自己只能作為方法的一部分。

新京報：老師談到很多授課經驗。想問一下老師，就你的觀察，選性社會學的學生，或者說學生選這門課有發生過什么變化嗎？

黃盈盈：我講課不如潘老師，無論是學識還是風格，都遠遠不如。但是，學生還是不少。本科的校選課基本每次都一百多人，150人的教室還有站著的，其中有不少是旁聽的，還有些聽了好幾次的。不見得是我講得好，可能是心里踏實。我從來不點名，而且歡迎旁聽。研究生是專業選修，限制多一點，閱讀和展示任務也重一些，人就會少。

這幾年，女生明顯比男生多；性與性別少數的學生也會比較多。從學生自己關注的議題來看，有些議題基本每年都會出現，比如大學生的性與愛、性/別認同、性教育、性暴力，等等。與網絡有關的選題（包括網絡性愛，新的詞匯/諧音梗）、動漫、與女性的性/情欲相關的議題，還有一些小眾的性/別議題這幾年更多地會出現。不奇怪。

每年也總有一些學生會在課后/作業里談及自己的性/別愛好與經歷；00后的學生依然有把潘老師的名字刻在書桌上考到人大來的。這幾年學生的關注點跟網絡上爆出的性/別事件，包括影視劇中的性/別觀，比如最近熱播的《夢華錄》，更緊密相關。我也發現，越來越多的學生會用一些概念來套自己的生活，“男性的凝視”/“男權”/“規訓”等詞匯會經常出現在平時對自己身體或身邊事情的表達之中。大家的視野越來越聚焦在網絡爭議。這恐怕是最明顯的變化。

電視劇《夢華錄》劇照。

最后講一點，我在以往也提到過，學生在性/別議題上的分化明顯。我還不是說觀點沖撞，主動選課的，觀念上相對開放。而是說學生個體之間的差異，也包括知與行之間的差距。有知識/信息豐富的，也有很多不知道的。

很多時候作為學者

更大的困境是：你能做什么？

新京報：你和潘老師特別強調研究倫理的重要性，“對于研究倫理在社會調查中的重要性并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對于如何在研究過程中尊重、保護被研究者，以及研究倫理的貫徹與否如何影響調查質量這些重要的方法論問題，還沒有詳細地討論”。兩位老師也呼吁學術界需要建立一種新的研究規范。就老師的觀察，近年來，學界有關這一問題是否有所推進？

黃盈盈：我們的文章是2009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之后收錄在《論方法》。當時主要是從方法的角度去談的，即倫理的考慮不僅僅是涉及道義，也是如何做一個好的研究的問題。直到現在，中國學界對于研究倫理的討論依舊是缺乏的。前幾年，北大的社會學博士馮軍旗做了一項中縣調查，當時引發過有關研究倫理的討論。

馮是邊掛職工作邊做研究，關系到當地人如何升遷、資源如何換取、裙帶關系如何攀附，等等。調查也遵循了我們說的硬性的研究倫理，對于敏感信息進行了匿名處理。但是，因為他當時是掛職，所以只要留心比對，是不難查出來被調查對象的真實信息的。加上他的研究做得挺好，經由媒體介紹也挺有影響力，于是就引發了有關倫理的討論。我記得有報紙邀請學者，包括潘老師，寫了文章來討論、爭鳴，其中也涉及職業道德、研究何為的問題。再后來，愛麗絲·戈夫曼的《在逃：一個美國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翻譯過來的時候，涉及的倫理爭議（包括信息的真實性、作者幫助吸毒者以及參與追查兇手等田野細節）也引起過中國學界短暫的關注，但是基本都沒有持續下去。

《在逃：一個美國城市中的逃亡生活》，[美]愛麗絲·戈夫曼 著，趙旭東 等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月。

我和潘老師之所以會很早就關注這一問題，主要是因為性本身就是一個敏感的議題，與道德倫理緊密相關。你稍微有點心，在調查中不可能不觸及。從學科角度接觸到研究倫理，則是因為2000年左右開始的艾滋病防治項目。因國際合作項目的要求，當時有參加過倫理委員會（IRB）的相關培訓。我在北卡社會醫學那邊的老師Gail Henderson（蓋爾·亨德森）教授，就是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和工作的。

美國對于研究倫理的提出首先是在醫學領域。上世紀40年代有一項著名的醫學實驗，叫做“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這一實驗后來引發了相當大的丑聞，因為它沒有為黑人研究對象治療梅毒。所以，美國學界針對這起丑聞制定了各種倫理原則，這些原則又慢慢被納入到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延伸為只要是涉及人的研究就需要關注倫理問題。

我覺得并不一定要有類似美國的這種倫理委員會，因為它有它的問題，比如我所了解的一些規定和審批手續太過僵化與“保護主義”。我也不是說一定要有相關的學科建制/規范化，實際上我自己會很小心“建制”“規范”。一搞就容易壞。但是，倫理是一個學者需要自覺考慮的，也是需要被納入學術訓練之中的。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整體上連最基本的自覺和討論都沒有。

我自己在方法課上，會把倫理議題，尤其是一些灰色地帶，拿出來跟學生討論。比如，“小姐”出行之后，好不好追到人家鄉去做訪談？知情做了，也同意了，之后后悔了怎么辦？也鼓勵學生在實踐的基礎上，切身地提出她們的倫理困境。比如，最簡單，但是也是幾乎每屆學生都會提的問題：田野中，什么時候告訴別人，我在做研究？互聯網時代，新的倫理問題也出來了：我可以只是匿名觀察嗎？我可以故意引發討論，介入式地來做田野嗎？還有，好不容易做了一個口述史，老奶奶也很支持，但是最后一次訪談想補問幾個信息，碰巧兒女在，覺得敏感不讓用，怎么辦？等等。

研究倫理有很多有意思的內容，它不是那么枯燥、死板、限制性的。包括保護他人，當然也包括自我保護。它首先會觸及你不能做什么；但其實作為學者，很多時候，更大的困境是：你能做什么。我們能帶來的社會改變太有限了，所以我會跟學生說，不能實現的承諾不要輕易地給。我也認為智識上的啟發本身也是倫理的／很有意義的。當然，這里還只是說到研究過程中與被研究者有關的倫理關系。總的來說，我們目前對于研究倫理、職業道德這類議題的討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規矩太死不行，太沒規矩也/更不行。

新京報：其實在媒體報道里，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比如有關性侵的問題，怎么判斷當事人能不能聊，怎么聊？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性侵的問題。

黃盈盈：在研究領域，這個問題也存在爭議。有人認為，和當事人聊這些經歷，本身會造成二次傷害，因為她被迫要去回想這些事情。但也有人認為，當事人把事情說出來，也可能是一種釋放，能夠獲得一些力量。

我個人認為，它具有一種不確定性。它的結果不一定是破壞性的，或者說這類議題就不能研究。我記得臺灣何春蕤老師寫過一本書，叫做《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她與八個不同背景、不同經歷的女性坐在一起，開了多次工作坊，聊各自的性經歷。其中也涉及部分性侵經歷。

《性心情：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何春蕤 著，九州出版社，2004年2月。

何老師并沒有讓女性把性侵單拎出來悲情地聊，而是作為性經歷的一部分去聊。怎么聊很重要。你是把它作為人生經歷的一部分來對待，還是單拎出來強化它的創傷；你是以怎樣的假設、怎樣的語言、情感和眼神、激發怎樣的氣氛來聊，其實都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效果。而在那本書里，除了還有其他的性經歷，也觸及不同人是如何處理不好的感受的，有哪些力量可以結合起來聊，大家聊完后不是一個消極的結果。

何老師寫過很多文章，去討論我們如何重新思考賦權，如何結合生活經驗與人生智慧去培力。她還有個女子防暴多少多少招的。對于女性以及周圍心懷善意的人來說，如果一味害怕去談，或者不談，這件事情不一定過得去，但另一方面，一個勁兒地鼓勵“說出你的性”，也可能有問題。你要怎么談，是不斷揭了傷疤就不管，不斷強化它所帶來的傷害，以一種不自知的同情與憐憫的眼光來談——“真慘，這一輩子可怎么辦”，還是說能夠支持性地把其中的一些力量激發出來談，談出一種“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娘站起來還是好漢一條”的氣勢。不是說不去懲戒造成傷害的人，而是說在已然發生的情況下，要重視策略和可能的現實后果，這是個可以也需要好好對待的重要問題。性，有的時候被過于忽視，有的時候又被過于看重。至少，過于謹慎的保護主義解決不了問題，僅僅盯著法條完善也解決不了問題。這也觸及我之前提到的，事實類知識、規范類知識之外，要單獨提面向具體現實的策略性/對策性知識。好心不一定辦得了好事。

不難想象，這點觸及很多爭論，包括性權/女權、快樂/危險等。在之前一些采訪中，我也多次提到過上世紀80年代的巴納德會議和“性戰”（sex war），我寫《女權主義的性論述》那篇文章也是從中國現實的爭論出發，對美國女權主義內部性爭議及其在全球影響力的回顧。作為參與者之一，卡羅爾·萬斯（Carole Vance）的《危險與快樂：邁向性的政治》（Danger and Pleasure：Toward a Politics of Sexuality），就是有關這次爭論的一本結集。里面包括盧賓那篇著名的“關于性的思考”，也包括Vance對于第二波女權主義提出的口號在文化領域與生活領域貫徹情況的警惕與反思。

卡羅爾·萬斯的《快樂與危險》一書英文版。

有種批評是認為我們看不到暴力、看不到危險，或者說是不重視結構與制度性建設，看不到“主體”的受限。不是的。萬斯、盧賓、荷安柏、何春蕤和丁乃非老師她們，都對此有過積極的論述。我自己也回應過幾次。我并沒有專門做暴力/性侵的研究，但是訪談中也有觸及。在我看來，這兩者是無法被割裂的。當你有力量去追求性的快樂的時候，這份力量同樣也可以幫你去應對暴力。而對性的否定與負面性的一味強調（性病、性壓抑、性暴力等各類風險），只會加深我們的恐懼和脆弱，反而很難形成積極去應對的力量。

性領域還有很多需要認真對待的重要議題/問題。學界一方面認為這些議題上不了臺面，一方面又沒有能力去回應現實。除了我們看到的不同階層與處境的女性所面臨的性/別問題，也包括與年齡相關的議題，青少年的性？老年人的性？我們都所知甚少。還有超出了很多人的認知和理解力的那些在現實中存在、恐怕還為數不少的性實踐。我們不是生活在烏托邦，也不是靠概念和理念過日子。性生活中的欲望、風險、自主、同意、平等，每個詞都不是想當然的，每個詞都需要放置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現實中好好掰飭。日常生活中的性與文明、國內外政治、經濟、發展、分層之間的勾連也需要被看到。整體上講，我們是缺這個勇氣、能力和知識的(有實踐知識的那些人，可能又不受待見)，現在也缺乏討論的空間和條件。

美劇《美國夫人》劇照。

回到你提問的研究和訪談情境，這觸及的不是狹義的方法問題，而是如何對待性、如何談性、如何以平常心對待非常事與邊緣人——更寬泛的性/別文化的問題。

存在“價值中立”的研究嗎？

真實一定具有爭論性

新京報：在《論方法》一書中，你和潘老師提到，圍繞“價值中立”和價值關聯問題，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進行過十余年的爭論。在過往的研究中，你如何理解這一組概念及其衍生的相關討論？

黃盈盈：社會科學中有一些經久不衰的話題，價值中立和價值關聯就是其中之一。但每個階段學界就此延展開來的討論側重點可能會不太一樣。比如圍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討論，偏重社會科學研究中客觀與主觀的討論，又或者是觸及方法層面有關定量和定性的討論，等等。到了今天，我們還在討論，只不過沒辦法那么二分地去看這些話題。

價值中立和價值關聯涉及另一組概念：事實類知識和規范類知識。所謂事實類知識，就是要盡可能地把你想要了解的研究對象的現存狀態描繪出來。它比較偏向實然問題，也就是這件事實際上是怎么樣的，這件事是怎么發生的。規范類知識說的是它應該怎么樣，是一個價值判斷。比如，當你問到，什么是一個好的“性”，這就是一種規范性提問。這些劃分，當然是一種理想類型，不可能非此即彼，但是就對話來說，當下依然有它的意義，不然很容易我說的實然，你批的應然，各說各話。

這里插一句，我現在還會單獨再提一類知識，對策類知識。它跟事實類、規范類還有所不同。對策類知識除了對現實的把握與多維分析，對應然的追求，還要結合可行性，包括對當下制度與民間智慧的了解來探討策略。這類知識，就與（良性的）社會介入有很大的關聯性。這也是我在長時間就性/別議題有關的爭論中逐步意識到的，我經常感到大家不在一個點上說話，但是卻能吵得不亦樂乎。

中立還是關聯，都涉及立場。如果我們把這里頭的爭論走個極端，一端是認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就應該和自身的價值、立場割裂開來，研究者不應該代入自己的主觀情感。這和實證主義、客觀主義的脈絡相關。而另一端是偏規范性的。這一類研究的價值立場會非常強。比如很多社會批判類研究、行動研究會強調價值的卷入，認為價值中立既做不到，也沒必要。而價值介入可以對社會帶來（良性）改變。

《社會學的問題》，[法]皮埃爾·布迪厄 著，曹金羽 譯，拜德雅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2月。

但更多學者是處于這兩端的中間某個狀態。我自己認為，不是說研究者的價值不重要，他們對于社會的關懷或是想要帶來的改變不重要，而是說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你不一定說是價值“中立”，但是一定要認真去了解你關注的那些人群和現象的實際狀況。某種情況下，需要懸置你的立場，進入現場。盡管事實不可能不摻雜情感、立場，但是事實類知識的提法依然會提醒我們這一點。

在我看來，這種對立場的懸置能力是需要培養的。你不能拿價值的立場判斷先驗地做出論斷，而是至少要開放地進入現場，看一看是怎么回事，這些人自己是怎么想的，他們是怎樣的一個生活狀態；當然，在分析時，結合多維的信息與知識，你依然可以、也會形成自己的綜合判斷。實際上，你選擇什么樣的研究問題、你的理論旨趣、你會更容易看到哪些“現實”以及你最后做出的解釋方向一定會帶有你的立場。

從這點上來說，我認為比較有意義的不是去爭論我們到底要“價值中立”還是“價值關聯”，而是我們要怎樣去對待通常所說的現實或者真實，我們又要怎樣去對待我們自身的立場（包括我們的階層性、價值觀、知識格局），而這兩者之間又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

美劇《英文系主任》劇照。

新京報：我想起在之前的訪談中，你提到自己有段時間經常就“小姐”議題和人吵架。當你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后，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梳理自己的立場。

黃盈盈：我自己很多時候都在試錯。當我發現自己的立場過強了，就需要退一步。我在做“小姐”研究的時候，有過那么幾年，的確很容易和別人在這個問題上吵架。其實對話是最容易凸顯甚至重塑立場的。當年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我自詡是一個分析派，也就是僅僅把我看到的東西給讀者展現出來。隨著各類對話的增加，妓權立場就開始起來了。這幾年我更傾向于認為，研究實際是在田野和對話之中不斷拉扯而成形的，包括和文獻的對話，和不同人群的對話。而在對話之中，你會看到很多差距，包括認識的差異，也包括你所看到的現實與不同人的認識之間的差距，這時候就會逼迫你去想，“我”對這個事情是什么樣的態度，我的態度何以如此。而即便是同樣的田野材料，隨著時空的延展、情境和語境的變化，當然還有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理論的積累，我們的理解與詮釋也會不一樣。

在2017年我們自己舉辦的性研究研討班上，我用了2萬多字去梳理自己在“小姐”問題上的立場是如何形成的，包括在不同的階段，我都是和什么情境、什么人對話。其中有一場對話發生在2004年。我在香港大學參加一個口述史方法的會議。我提交的論文是在田野的基礎上做訪談，主要是以“小姐”研究為例。但好幾個聽眾對我的提問都是：你對“小姐”的立場（到底）是什么。這也逼迫我去面對自己的立場，也讓我進一步認識到，無論于我還是聽者，“小姐”議題的道德性、價值立場，都無法規避。

但是，有段時間我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太強了，一提到“小姐”，我就一定要為她們說話；別人一有質疑，我就炸毛。當然，為她們說話肯定是需要的，這在我看來是基本的研究倫理，但也要警覺自己的立場過強帶來的問題，因為它很可能會綁架我看到的現實，限制我的視野，過于有選擇性地運用資料。當然，很多時候也容易情緒化，不利于溝通與對話。在邊緣議題研究中，我們多用有色眼鏡來指稱主流的偏見，確實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這種有色，也可以指向對被研究群體（或者說我們所立足的群體）的單一化、甚至美好化想象。這也是為什么我會說，作為研究者，需要對自己的立場有自覺，經常性需要跳出來看一看，多維地分析一下，保持學術研究應有的獨立性與開放性。所謂現實和立場的關系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個度的問題，是一個需要不斷拉扯與警覺的變動的問題。

《過程社會學》，[美]安德魯·阿伯特 著，周憶粟 譯，譚徐鋒工作室 |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報：這兩年你也越來越少在公開場合對性/別議題相關的新聞事件發表評論。有一段時間，其實時常能看到你的身影。

黃盈盈：我確實很少對新聞事件發表即時評論。我們很多時候容易把一個原則性的、理念性的討論，或者把一些結構性的、總體性的認識直接嫁接到對于具體個案的分析上，這會喪失對于事實的基本了解，這點對于公共討論是非常不利的。我不是說這些理念與認識不對，是說不能直接對等于每個具體的案例。生活千姿百態，也紛繁復雜，但是概念往往是抽象和理想型的。我的基本訓練是，就具體的事件來說，如果沒有對基本“事實”的了解，不好做評論。當然，當下有沒有去了解“事實”的現實條件，是另一個重要問題。我寫過《大時代與小田野》，社會調查的政治性，躲不掉。

新京報：我想起在《論方法》中，兩位老師提到“元假設”是調查問卷的靈魂（“靈魂”即生活是光譜式的存在，而一切界定都是我們的人為）。如果一切界定都是人為的，你如何理解社會調查中的“真實”？

黃盈盈：即便經過后現代的洗禮，我們對于本質性的“真實”“事實”會打問號，但是對于社會調查中“真實”的討論，我覺得還是很有必要。

潘老師退休之后，我從他手里接過兩門課，一門是性社會學，一門是方法課。這兩門某種程度上是一拉一推，都會觸及我們對“真實”的理解。性社會學它和很多熱點事件有關，它同時和你的情感、價值、道德判斷非常相關，現實感、切身感都很強。而方法課則是要把情感性和立場性的東西往后拉一下，它要讓你去看你背后的思維方式是什么，或者說元假設是否立得住，你的論點所依賴的論據在哪里，你的資料收集是否多維，是否可靠，資料之間的互證性和關聯性如何，你的分析邏輯是什么，等等。要讓你看到數據、故事的制造過程，各個環節可能的問題，以及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我在兩門課開篇都會說，首先不會去看你對這個事情怎么看，觀點是其次，重要的是你的觀點是建立在什么樣的基礎之上，可能受到哪些理論脈絡和思維方式的影響。這是方法學訓練的一個意義所在。同時，方法訓練也要講求資料的復雜性，包括其社會性與政治性。有一個說法就是：你不能成為一個天真的社會學家。這個材料擺在你面前，你就把它當成是一個事實。要認識到資料所附著的層層灰塵，或者說認識資料之間的矛盾張力，各種套路，這樣才有可能更好地貼近你所關心的現實/真實。某種情況下，這是一種多維、多重的真實。你看到的可能是其中一些有限的面向。

《消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困境》，金觀濤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3月。

對于研究者來說，就單個的研究而言，是不可能窮盡真實的，所以我們特別需要社會科學的積淀，或者說知識的積累過程很重要。每個人、每個研究都有自己的邊界和局限性，但我們可以從他人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從而逐步看到一個更大視域下的真實。

從學理上來講，真實往往是多聲道的。單聲道/政治正確一定會離現實越來越遠。有一個詞，叫做“競逐性真實”（contested truth），真實一定具有爭論性。大家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包括互相之間的矛盾、聯系和補充，才能達到我們所說的更好的真實。當然，這種真實的實現絕不僅僅是一個學理性問題，和大環境也有關聯。而且我也知道，這些學理，大體敵不過現實中資源和項目的（不良）導向所起的作用。

對“提問”的提問，

將研究者納入批判性分析的研究

新京報：你在出版《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一書時，也提出過中國主流社會學界對于什么是重要的社會學議題，什么問題重要有一個認知。比如階層、流動與分層重要，社會治理、社會建設重要，家庭也越來越進入重要的行列，性別也比性更重要。在你看來，為什么性/別問題在社會學領域長期不受重視？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哪些？

黃盈盈：這的確是這幾年學界討論比較多的問題。2018年以來，項飆和汪暉老師也曾組織過幾期會議，有關“我們如何提問”，也就是問題感。里面包含非常多的面向，也觸及什么是一個好的提問，提問受什么因素的影響。

無論是在全球格局中，還是在國內或西方學界內部，都存在學術/知識的權力關系，也會因此影響對于議題重要性的判斷。就社會學來說，一直也都有類似宏觀-微觀、制度-日常、結構-主體，抑或關系主義、過程、機制，哪一類更重要、哪一個更能抓住中國社會本質的問題。上個月，我在清華大學參加的“經驗、問題與學術”的會議，也不斷看到各個學科內部有關宏觀/結構-微觀/日常之間的張力，而且是很難交流與彌補的張力。

很多人認為，我研究的性議題或者如身體、情感、性別等議題，無法觸及一些大的更為根本的問題，過于私密、日常、瑣碎，不夠高大上。這背后就有一個對于制度、結構的偏好在。即便是身體研究，“國王的兩個身體” 聽起來似乎就比“乳房、陰道、陰蒂”等女性身體更具有研究的正當性；大姐也比“小姐”重要，是吧。

哪些議題在當下被認為更加重要，這跟很多因素有關。比如，很現實地講，哪些人的位置更高、聲音更大、資源更多，哪些問題就可能會更重要。學界不是象牙塔，社會上存在的權力關系，學術界也照樣存在。

美劇《英文系主任》劇照。

當然，什么問題重要，這和學科本身的發展背景相關。比如，社會學要回應凸顯的社會問題。而中國社會學是上世紀80年代才恢復，當時，社會轉型、社會變遷、社會結構等，是很重要的議題，這也不奇怪。這也是為什么，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社會分層、城鄉二元與流動、農民工的研究，有那么多人去做。而有影響力的學者自身的學術訓練與傳承、生活處境與性/別觀念等等當然也都會影響問題的偏好。

但同時，它和資本、政治也都有關。學術項目需要資助。資助方關注什么議題，也會影響議題的導向。比如，2000年的時候，性研究前所未有的熱，這是和艾滋病領域的資助有關，而當時很多有關性傳播的研究會關注卡車司機，這和現在沈原老師研究的卡車司機就不一樣，當時是將他們當做潛在嫖客、性傳播風險人群來對待的。學術的政治性，就更不用說了，這幾年越來越凸顯。

我說的還都是一些范疇、關注點，并不是學術上的“問題”。好問題不應該被權力、資本這些因素所綁架。它應該是你結合對現實背景的把握、對理論脈絡和已有知識的了解，同時也立足你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研究興趣，綜合地提出一個可以回應且有啟發和洞見的問題。從這點上來說，有關好問題的學理判斷和你著眼于制度建設還是老百姓的日常無關。每一個關注點都有可能生發出一個好問題，也都有可能做爛。當然，在學術脈絡里，當下什么是好的問題，什么是具有現實與理論穿透力的研究問題，值得持續討論。

新京報：因此，在你看來，更有意思的問題可能不在于哪些是真問題/假問題，而是這些真/假問題是如何被構建出來的？

黃盈盈：“提問”與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包括學術生態、經濟-文化-政治環境之間的關聯性如何？這是對“提問”的提問，也是把研究者納入批判性分析的研究。歷史性地看，社會科學發展到現在，的確在關注的議題和理論旨趣上更加多元化了，這點，你不可否認。這和學科發展，和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經驗世界的復雜性與多重性都是有關系的，如果硬要擰巴回去，集中在某些“重要問題”上，是很牽強的。不僅是學術研究會越來越單調，也會離現實越來越遠，大家自說自話，不同人群、不同圈子的距離會越拉越大，且沒法對話，也恰恰會因此而進一步喪失學術的公眾性與良性的社會介入。多元不必然走向碎片（甚至大家批的“碎片”到底是多碎？碎在哪里？），如何對話、整合、積淀是要認真對待的。我個人覺得，很多東西，研究下去都是通的，或者說可以聯系起來思考的。

一個好的判斷標準，不應該是這個議題是主流的還是邊緣的、大眾的還是小眾的、有錢的還是沒錢的，它有它的學術衡量機制。有一些性研究，的確是做得不好，包括問題提得不好，被批評、斃掉也沒什么可說的，總不能“挾邊緣而自恃”。現實地看，不同階段，也總有一些問題被認為比另一些更為重要，不可能有所謂的平等。但是，基本的，一個學術環境是否健康也要看有沒有給不同的議題/方向一個空間，這個空間可能不大，資源可能不多，但有/沒有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