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家庭教育篇（家庭教育,是家事更是國事）
從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10年，包頭市九原區人民法院刑事法官徐長芳反復看到一些未成年人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家庭教育是每一個父母必修的課程，國家也推出家庭教育促進法，主要是如何通過家庭教育的培養，讓孩子身心健康成長的，左養右學教育賴頌強團隊13年的家庭教育服務經驗總結：家庭教育應實現三個目標：第一個孩子身心健康成長，第二個孩子綜合素質的培養，第三個孩子的完成學業，家長你認可嗎？
最極端的一個例子，一名叫小輝的男孩在她的庭上出現三次，從未成年一直到成年。小輝的父母離異后各自再婚，他在兩個新家庭都成了多余的，父親的教育僅限于在庭審時恨鐵不成鋼的責罵。從第一次審判的悔過認罪到第三次審判的胡攪蠻纏，徐長芳看到小輝滑向犯罪的深淵，她很惋惜但又無能為力。
隨著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進法》的頒布與實施，這種局面得到了改善。
根據該法規定，相關司法部門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存在嚴重不良行為或者實施犯罪行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正確實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可根據情況對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責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也就是可以發出“家庭教育令”。
據新華社報道，《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以來，北京、內蒙古等多地人民法院陸續發出家庭教育令。
為了配合“家庭教育令”對未成年人進行更好地教育，北京朝陽人民法院等法院引入專業力量，邀請了解青少年問題、家庭教育指導的專家為涉訴家庭提供教育指導。在幫助涉案未成年人的同時，法官們希望將家庭教育工作向前延伸，幫助更多需要教育指導的家長，把孩子的問題從小解決，讓未成年人更好地成長。
法官徐長芳在審理一起團伙盜竊案時，對其中一個涉案未成年人父母發出的家庭教育令。新京報記者 喬遲 攝
誤入歧途的“少年”
2022年4月，17歲的少女周澄，因為參與多起敲詐勒索案，被北京市朝陽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
負責審理該案的法官張妍，有著20年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經驗。在為周澄惋惜的同時，張妍也探究了她的成長軌跡。
周澄來自一個父母離異重組的家庭。她4歲時父母離異，從小跟著爺爺奶奶生活。父母分別重組家庭后，很少有精力關照她。
初中輟學后，周澄在社會上結識了一些朋友，之后跟隨他們來到北京。沒有生活來源，缺乏謀生技能，還想獲得高收入。2021年5月至10月，在朋友的蠱惑下，周澄參與了多起敲詐勒索案。
張妍認為，周澄的犯罪問題，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關聯性。父母長期跟周澄的交流少，對她的教育和關注程度弱，對她心理的成長、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傷害。
而且，在女孩步入青春期時正值生理發育，母親對孩子的關注是不可或缺的。
在張妍看來，周澄的母親李云并不是一個對女兒不管不顧的母親。
剛離婚時，因為跟公婆存在矛盾，李云很難拉近與女兒的距離。再婚后，由于經濟方面比較吃緊，也無法給周澄提供幫助。但在心里，李云始終掛念著女兒。
女兒犯案后，李云來到北京陪她做筆錄，幫助退贓退賠，求得對方諒解等，積極配合司法部門的工作。
李云也想修復與女兒的關系，但缺席13年的母愛，讓母女倆間的隔閡就像一條河床，沒有共同生活的時光像一條源源不斷的河流，把河床侵蝕得又深又寬。
張妍記得，案件線上宣判時，周澄在視頻里見到了母親，她表現得很平靜，并沒有那種親切、高興的情緒。“心理上對母親還是有一定的隔閡。”
針對這種情況，依照《家庭教育促進法》，張妍對李云發出“家庭教育令”，責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家庭教育令”要求李云承擔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定期與女兒聯系，了解她的心理狀況、情感需求、社交情況，對她進行道德法治教育；要求李云在5月至8月期間，每月接受一次家庭教育指導。
就在2022年2月，包頭市九原區人民法院刑事法官徐長芳審理了一起團伙盜竊案。2021年7月至8月，三個未成年人被一個成年人帶著在九原區一工地上盜竊了15次，偷走建筑材料當廢鐵變賣，換取網費和生活費。
其中一名涉案的未成年人孫陽，已經是第二次盜竊。法官認為，孫陽的父母以忙于工作為由，疏于對被監護人管教，忽視了孫陽的異常行為、交友情況，最終導致孫陽形成不勞而獲的錯誤觀念，交友不慎、屢教不改，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最終，法院對其中兩個未成年人家庭發出了家庭教育令。
針對周澄的教育問題，教育專家陳剛線上對周澄的母親李云提供一對一指導。受訪者供圖
從“家事”到“國事”
“家庭教育令”來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家庭教育促進法》。
由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的《家庭教育促進法》明確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案件過程中，發現未成年人存在嚴重不良行為或者實施犯罪行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正確實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可根據情況對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責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張妍告訴新京報記者，在《家庭教育促進法》頒布前，發現案件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官也會對其家庭予以關注。民事案件比如離婚等，法官會向未成年人的父母發出書面或口頭的家庭教育提示，提醒監護人重視家庭教育。
如果未成年人涉及刑事案件，檢察機關會向法官提供涉案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報告，報告包含身體情況、專業的心理測評、成長經歷和環境、家庭成員情況和經濟情況、獎懲情況等，法官可以通過社會調查報告了解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是否存在問題。
但法官能做的還是比較有限。徐長芳負責未成年人審判有十個年頭了，面對涉案的未成年人父母，她無法提出過多要求，最多在法庭上進行一些頭口教育。“有時候實在沒忍住，也只能家長里短地訓誡一下。”
而《家庭教育促進法》頒布后，法官了解未成年人家庭情況后，如果發現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問題比較嚴重，通過書面和口頭提示后，家長仍然不重視教育問題，就可以發出家庭教育令。
《家庭教育促進法》對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提出了要求，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樹立家庭是第一個課堂、家長是第一任老師的責任意識，承擔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
針對離婚、分居家庭，該法要求父母應當互相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責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絕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阻礙另一方實施家庭教育。對于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責任的，該法還提出了制裁措施。
在傳統觀念里，教育孩子是家事，別人很難插手。但是隨著近年來人們對未成年人教育問題的重視，法律把觸角伸向了私人性質的家庭領域。在張妍看來，這代表著我國法律正在進一步完善。
“法律賦予了我們更多的權利，除了對犯罪的未成年人進行干預和指導，還要對他的整個家庭進行干預和指導。也就是說我們從公法的領域里，進入了私人的自治領域。”徐長芳說。
徐長芳認為，《家庭教育促進法》對社會大眾有引導功能，讓家長意識到，國家對孩子的教育是有要求的，并不像家長認為的，“孩子的教育完全由我自己做主。”
2022年2月，《社會治理》雜志發表的《由傳統“家事”上升為新時代“國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解讀》稱，該法的出臺，標志著我國家庭教育從個體家庭家族的家傳、家訓、家規等傳統模式，向全社會的以法治為引領、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要內容的新模式轉換，家庭教育由傳統的“家事”上升為新時代的“國事”。
“我們從未成年犯罪的案例發現，家庭教育的問題往往會對孩子的發展產生比較大的影響，甚至對孩子造成一定的傷害，其實孩子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張妍說。
據新華社報道，《家庭教育促進法》施行以來，湖南、北京、江蘇、山東、河南、內蒙古、廣東、甘肅等多地人民法院陸續發出家庭教育令。
新京報記者梳理各地發出的家庭教育令發現，父母和監護人被予以訓誡或責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導，主要緣于三種情形：一是家長因疏于管教或教養失當，導致未成年人罪錯或不當行為；二是因婚姻破裂等情況影響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長；三是缺乏對未成年子女網絡活動的監管。
在朝陽社區學院家庭教育咨詢中心，專家對有困惑的家長進行一對一的教育指導。受訪者供圖
“一對一指導”
確保家庭教育令取得實效，是需要進一步考慮的問題。
2022年4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與區婦聯、朝陽社區學院聯合設立涉訴當事人“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室”，探索引入專業力量。
據張妍介紹，法院處于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室的前端，主要負責發現案件中忽視教育或教育方式有問題的家庭，法官會及時把情況向區婦聯和社區學院進行通報；而社區學院負責安排具體的課程，制定課程計劃，安排專家進行相應的輔導，家長的上課和作業情況，也會反饋給法官；區婦聯則主要負責統籌協調。
朝陽社區學院院長蔡芳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從朝陽區人民法院對接兩個涉訴家庭后，社區學院有針對性地按未成年人的年齡段給家長們提供匹配的課程。
5月到8月，家長們共接受過4次線上課程和兩次專家一對一指導。
線上課程包括視頻課和音頻課，每節課一個小時左右，課程內容包括如何認識家長的角色，孩子的生理心理特點、家庭教育方法的指導等。
社區學院邀請了北京市教育學會青少年成長專業委員會秘書長陳剛，為家長進行一對一指導。
據介紹，一般是在家長下班后，用視頻會議的形式進行一小時左右的專家線上指導。由家長介紹家庭教育情況，提出困惑。針對具體的問題，陳剛進行一對一的指導。
但周澄的家庭教育相對比較棘手。她已經4年沒和父親溝通過，母親也有13年的時間沒在一起生活了。
在李云的印象里，女兒還是4歲時乖巧的模樣。再次見到女兒時，李云發現已經不太了解女兒。在她看來，女兒一意孤行，誰的話都不聽，母女倆打了一個小時電話，女兒甚至連兩句話都沒聽進去。
她還發現女兒特別懶，打電話時總說自己在睡覺，一睡一整天。說起工作，女兒總說想賺錢，掙高工資。
聽了李云的困惑后，陳剛建議，首先要努力跟孩子成為朋友，讓孩子能夠敞開心扉，有心事能跟媽媽說，而不只是對孩子“指手畫腳”。
在陳剛看來，母女已經缺少十幾年的情感連接，在心理上，女兒并沒有把李云當做母親。而在溝通中，李云潛意識里總是擺出“你是個做過錯事的孩子，我來告訴你怎樣做是正確的”。這會讓孩子產生心理錯位，認為母親總是高高在上的。
其次，陳剛認為，李云需要幫助孩子建立信心。
陳剛拿到的一份周澄的心理診斷顯示，周澄屬于敏感度比較高的孩子，對于別人的反應和態度非常關注。
周澄曾經對母親吐露過父母離婚給她造成的心理創傷。上小學時爺爺接她放學，不管遇到熟或不熟的老師和家長，爺爺都會念叨，“這孩子爸媽離婚了，就我和她奶奶帶著她。”父母離婚對周澄來說是一道疤，爺爺無意的嘮叨等于揭開她的傷疤，慢慢地，傷疤難再愈合了。
甚至有一次過生日幫孫女請假時，爺爺也會跟老師念叨父母離婚的事。這在周澄心里埋下了自卑的種子，她認為，同學們和老師因為爺爺的話看不起她。
陳剛分析認為，因為父母離婚，周澄總是認為自己不如別人，從而學習專注力不足，最終輟學。他建議李云對女兒表達信任，增進感情，再引導女兒幫助爺爺奶奶做些事，通過給最親的人提供幫助來獲得信心。
9月，法院和社區學院回訪時，李云反饋母女二人的關系有緩和，周澄不再那么較勁，愿意溝通了。
雖然改變女兒很難，但接受專家指導后，李云比以前有信心了許多。
實際上，在家庭教育指導方面，朝陽社區學院已經做了11年。2011年7月，朝陽區教委在社區學院成立朝陽區家庭教育指導中心，面向全區各中小學、幼兒園和社區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家庭教育指導中心派教育專家進入社區和學校組織講座，請專家在網絡做直播課，解決家長們的教育問題。
2020年，社區學院開設了家庭教育咨詢中心，在各個學校里發放海報和傳單，有家庭教育問題的家長可以求助，中心會安排專家對家長進行一對一或者團體指導。
據朝陽社區學院家庭教育咨詢中心負責人楊慶華統計，不到3年的時間內，咨詢中心組織了90場個體咨詢，服務268個家庭，團體咨詢45場，服務1450多個家庭。
“提供教育咨詢的專家有大學老師、科研機構教研員、中小學德育干部、教育方面的專家、教育咨詢機構的咨詢師等。由朝陽區教委負責出資，面向家長的咨詢服務都是免費的。”楊慶華說。
朝陽區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室已經運行了近半年時間，三方不斷加強溝通和協作。張妍希望能完善教育內容、豐富指導形式，比如等疫情過后采取線下的指導方式，或者把一些有相同問題的家長聚在一起開個小課堂。“指導形式上豐富一些，可能家長的接受程度會更好。”
2022年6月2日，徐長芳（左二）和白莉（左一）前往涉訴家庭進行家庭教育指導。受訪者供圖
來自家長的抗拒
并非所有的家長都能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愿意接受指導。
今年2月，徐長芳審理了團伙盜竊案后，對涉案未成年人孫陽的家庭進行了走訪。
徐長芳在走訪中發現，孫陽的家庭教育問題比較復雜，孫陽父親的教育方式簡單粗暴，而姥姥和母親都溺愛孩子。于是，在家庭里形成對立的局面，因為孫陽的教育問題，孫陽父親還曾把孫陽姥姥家給砸了。
庭審時，孫陽痛哭流涕，認錯態度很好。法院、婦聯等部門對其父母進行了教育座談，徐長芳覺得效果還不錯。
但出獄沒多久，孫陽在小區門口擺攤賣草莓，僅賣了一周，就拿著賺到的錢離家出走了。
得知這一情況，6月2日，徐長芳和區婦聯辦公室主任、二級心理咨詢師白莉一同前往孫陽家做家訪。但與徐長芳約定好回家的孫陽沒有現身，電話也聯系不上。孫陽又回到了脫離家庭監管的狀態，他住在哪兒、干什么，其父母一概不知道。
在兩次家訪中，不但孫陽沒有出現，其父母也不太配合。對于法官的問詢，孫陽父母要么是一問三不知，要么就是抱怨孩子不聽話，他們對于孩子的叛逆很無奈，“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徐長芳發現，得不到孩子和家長的配合，家庭教育指導難以推進。到了今年10月，孫陽年滿18歲，已經超出了家庭教育指導的范圍。
不配合的情況，在朝陽區的家庭教育指導中也存在。
今年5月，在審理一起男女雙方同居關系糾紛案件時，朝陽法院宋曉佩法官向雙方發送了家庭教育令。
該案中，男女雙方未婚同居并生育有一個五歲的男孩元元。二人感情不和，結束了同居關系。兩人在財產分割、撫養費等方面有爭執，針對孩子的撫養問題也沒有談妥。元元被父親放到母親所住的村子外，當時天已經黑了，氣溫很低，元元在村外很久才被母親發現。
楊慶華記得，元元父母的矛盾很深，只能分開單獨指導。在前期了解家庭情況時，兩人一直在指責對方的不是，但都很關心孩子。
楊慶華說，家庭教育指導方向主要是告訴元元父母，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一般會出現哪些問題，家長應該如何保護孩子的心靈等。
但元元父親因為不服法院的判決，法官和家庭教育咨詢中心多次打電話發短信提醒，他都拒絕參加第二次的專家指導。面對家長的不配合，法院和社區學院也很困惑，除了口頭上的督促和批評教育之外，目前并沒有更多更有力的懲戒手段。
“如果家長有侵害孩子權益或者有傷害孩子的行為，我們會有更嚴厲的措施，可以追究其法律責任。但家長只是不配合，我們也在思考更好的方法，讓他更好地配合和完成家庭教育指導。這其實是法院和社區學院都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張妍認為，法律的實施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法院會及時收集、整理相關問題向上級相關部門反映，共同研究、解決問題，促進法律更好地實施和完善。
朝陽區家庭教育指導中心組織專家辦講座，幫助家長們解決家庭教育的問題。受訪者供圖
一“師”難求
在包頭這樣的四線城市，還面臨著家庭教育專家匱乏的問題。
在徐長芳的規劃里，4月21日，九原區法院成立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站后，先建立家庭教育專家庫，需要專家對涉案的未成年人家庭進行指導，提供具體的指導計劃等。
但她發現，要在包頭找一個懂未成年心理咨詢、家庭教育的指導師太難了。團伙盜竊案的兩個家庭，都是徐長芳和白莉多次去家訪指導的，他們并沒能建立起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師團隊。這對于以司法審判工作為主的法官來說不僅很難，還增加了許多工作量。
今年“十一”假期前，九原區法院受理了三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一起強制猥褻案，兩起強奸案。兩個被害女孩，一個未滿14周歲，一個剛滿14周歲，心理創傷比較嚴重。
通過家庭教育評估徐長芳發現，其中一個被害女孩嘉寧的家庭教育有嚴重問題，而且案件發生后，嘉寧無法進入正常的生活和學習軌道。嘉寧的母親再婚后，另育有一子，對大女兒不太關心，嘉寧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
案件發生后，嘉寧的性格發生了改變，對母親的嘮叨特別敏感，會發生自殘、自殺這類非常激烈的反應。
面對敏感的案情，徐長芳感覺有些無從下手，需要借助專業力量來引導嘉寧回歸正常生活。但在包頭，她發現，找不到適合的心理咨詢師來給嘉寧做創傷心理治療，也找不到專家來為女孩的家庭教育做指導。
后來，徐長芳聯系到“女童保護”公益項目團隊，希望能通過公益團隊接觸到專業心理咨詢師，為女孩提供心理救助。
徐長芳計劃著，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解決部門資源共享和協調的問題。家庭教育指導工作站包含婦聯、團委、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等11家成員單位，法院希望把相關部分的資源充分利用起來，打造一個有專業能力的家庭教育指導團隊。將家庭教育令的重點放在后續的未成年人幫扶，讓未成年人回歸社會走上正途。
徐長芳還有另一個困惑，就是該如何判斷，經過指導后的家庭教育是否已經達到合格？
徐長芳希望，專家在具體指導過程中，能夠形成一個有效評價家庭教育的機制。經過指導后，針對個案的情況，通過心理干預、走訪調查，進行教育指導的效果評估，要有具體的指標反饋回法官，法官從而能夠判定父母的監護能力、家庭教育是否合格。如果評價合格，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就能結束，如果不合格，家庭教育令的時效將延長。
“建立有效的考評，這個其實是我們進一步的工作難點。考核家庭最終目的是讓涉案的未成年人最終回歸到社會正常的生活，減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徐長芳說。
朝陽區家庭教育指導中心組織專業人員給家長進行團體咨詢。受訪者供圖
“審理100起案件不如挽救一個孩子”
身處未成年人審判工作一線，張妍感受到，未成年人是很脆弱的，他們的行為多少都離不開家庭的影響，家庭教育的許多問題都暴露在案件中。
有些被告人家長不配合，不到庭，幾乎放棄了承擔家長的責任。有的家長教育方式過于強勢、嚴厲，甚至有暴力行為；有的家長過于溺愛，覺得孩子干什么都是對的；還有的家長對孩子很漠視，對孩子的學習生活情況一問三不知。
而在一些離異家庭，要么就把孩子完全拋給另一方，要么雙方因為矛盾把孩子當做籌碼互相要挾、報復，完全不讓另一方探視，影響孩子的教育。
但近幾年張妍感到，隨著社會對未成年人和家庭教育的關注，情況已有明顯的改觀。更多的家長主動跟法官聊教育方面存在的困擾，跟之前回避的態度完全不一樣。“有家長說，我孩子出現一些心理的問題，法官你能跟我們家孩子聊一聊嗎？當家長并不排斥他人的幫助和指導的時候，也證明了家長對教育問題更廣闊的接受程度和重視程度。”
《家庭教育促進法》頒布以后，通過法律宣傳，張妍發現，越來越多的家庭更加重視教育問題。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以前家長都對家庭教育指導不了解或者不關注，現在有家長會主動問，“是不是有家庭教育指導？我想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不僅教育的方法有改變，家庭教育的廣度也變寬了。
張妍去學校和社區走訪時發現，家長對于孩子的關注，從單純只注重學習成績到關注孩子性格、身心健康的全面發展。
楊慶華也深有體會，在她多年的家庭教育指導工作里，見證了家長對家庭教育的認識越來越多元，以前的家長會說“你只要好好學習，家里的什么都不用干”，現在，家長會問“孩子心理壓力大的時候該怎么疏導？”
“更多關注孩子身體和心理上的問題，包括孩子性格的發展，對于每個家長都是一種進步。這是非常好的趨勢，家長的關注度越來越寬，越來越全面，反過來印證了對于孩子的教育和重視程度就會越來越高。”張妍說。
“審理100個案件都不如挽救一個孩子。”張妍和徐長芳等法官們都在思考，通過建立家庭教育指導站，不僅要幫助涉案的未成年人，還要把家庭教育的工作往前延伸，延伸到學校、社區，及早地發現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以及家庭的問題，早干預早預防，正確引導，及時糾正。
徐長芳希望通過工作室的活動進駐校園，通過在學校開展講座，讓老師、學生和家長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畢竟孩子步入到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學校，學校也是最能發現孩子及其背后的家庭是否存在問題。
徐長芳表示，下一步法院將聯合檢察院、公安機關，對其轄區內的學校、社區進行摸排走訪，了解是否有家庭教育存在問題的未成年人家庭，以及有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根據職能部門的配合，把問題家庭導入到家庭教育指導的程序里，有針對性地對家庭個案進行指導，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
以前在辦案過程中，很多家長也有困惑，“該打的也打了，該說的也說了，還能怎么管呢？”很多家長不是不想管，而是不知道該怎么管，張妍認為，這就是家庭教育指導存在的必要性。
張妍希望通過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室，將婦聯、社區學院的公共資源逐步擴展到案外，“讓更多求助無門的家長能夠得到正規渠道的資源和力量的幫助，這也是我們做工作室的初衷。家長能夠接受專業人士的指導，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孩子的成長就有更多的保障。”
